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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经济现代化进程监测：测度框架、演进趋势与比较经验证据
摘要：
经济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础，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支撑。为科学评估发展质效、服务精准施策，构建中国式经济现代化多维监测指标体系，动态跟踪发展进程，并结合国际比较与区域实践开展综合研判。研究显示，我国经济现代化水平整体大幅提升，但内部结构均衡度不足；相较主要发达国家，我国总量规模优势突出，创新质量、内需支撑、公共服务等体现发展质效的领域仍存在差距。江浙沪作为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在效率提升，创新驱动等方面形成有效探索，为缓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提供实践参考。研究认为，推进经济现代化需兼顾规模巩固与质量提升，采取分类推进思路：优势领域稳中提质，短板领域完善政府引导、市场驱动、企业履责、社会参与全方位推进的治理机制。研究结论有助于厘清经济现代化演进特征，为趋势研判及差异化路径制定提供量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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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经济责任审计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作用机制研究——基于CBBPS分析框架
摘要：
推动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新时代我国国家治理的重要命题。经济责任审计作为直接监督领导干部履职行为的制度安排，其实施过程本身就是矫正政绩观偏差的关键机制。以“理论框架-现实动因-作用机制-实践路径”为主线，构建由认知（Cognition）、行为（Behavior）、底线（Bottom Line）、过程（Process）和系统（System）构成的CBBPS分析框架，系统阐释经济责任审计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内在逻辑与实现路径。研究表明，经济责任审计通过价值纠偏、责任锁定、安全约束、程序校验与利益整合五重递进机制协同作用，推动政绩监督从外部约束走向内生引导。应从完善潜绩导向的经济责任评价体系、建立项目全生命周期责任评价制度、强化重大风险事项穿透式审计监督、构建全过程决策责任追溯闭环以及搭建跨区域协同审计监督网络等方面优化经济责任审计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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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审计“以人民为中心”的理论渊源、实践样态及国际价值
摘要：
“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国家审计的核心理念。在构建中国审计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语境下，探讨“以人民为中心”从何而来、如何运行、何以可借鉴。研究指出，“以人民为中心”理论渊源于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中的人民主权与公共监督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审计人民性的理论演进以及中华传统文化中“以民为本”思想的现代转化；其实践样态包含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与统筹协调（机制基础）、研究型审计与信息化建设（技术支撑）、事关人民利益的审计重心（工作导向）以及审计整改闭环与协同监督体系（协同保障）；其国际价值体现在为国际审计研究提供不同于西方主流理论的分析维度、框架和视角，为他国审计发展和全球公共治理提供可转化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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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认识与价值的三重自觉：国家审计推动党的自我革命的机理研究
摘要：
发挥审计在推进党的自我革命中的独特作用，是以有力有效的审计监督服务保障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基础。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下党的自我革命独特性为理论基点，立足中国特有的政党治理逻辑，尝试建构一个解释国家审计推动党的自我革命机理的分析框架。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规定性出发，从身份自觉、认识自觉与价值自觉三重维度揭示党的自我革命的独特性根植于党的性质、指导思想与使命任务共同塑造的主体性结构，阐明国家审计回应三重自觉的内在逻辑：通过权力约束服务身份自觉，将“权为民所用”转化为程序性监督；通过研究型审计服务认识自觉，为党把握执政规律提供循证支撑；通过信息穿透与监督问责保障价值自觉，确保改革意志坚定落实，三者共同构成国家审计推动党的自我革命的完整逻辑,据此提出深化权力全过程监督、拓展研究型审计深度、强化信息穿透与督促整改落实等实践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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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审计数字化转型能否纾解国有企业渐进式创新锁定困境
摘要：
创新是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过于严苛或过于松弛的监管均不利于企业的创新转型。随着金审工程的不断推进，政府审计正经历着深刻的数字化转型，其能否缓解国有企业的渐进式创新锁定困境有待检验。以金审三期工程的交错实施为准自然实验，实证检验了政府审计数字化转型对地方国有企业渐进式创新锁定的解锁效应与作用机理，结果表明，金审三期工程的实施能够有效纾解国有企业渐进式创新锁定，实证结果表现为专利相似度较高的渐进式创新水平下降。机制检验表明，政府审计数字化转型通过全流程监督，抑制企业研发操纵、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进而缓解了国有企业创新锁定困境。异质性检验发现，政府审计数字化转型的纾困效应在监督难度较大和创新决策风险较高的子样本中尤为显著。经济后果检验结果则表明，政府审计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促进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上述结论为实现政府审计治理能力现代化、构筑协同高效的审计监督体系提供了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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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化博弈视角下国家审计防控涉农绿色补贴欺诈的时空动态机制——基于CA-ABM的仿真分析
摘要：
在加快推动农业绿色转型的背景下，以绿色生态为导向的农业补贴政策在实施中面临农业主体“绿色欺诈”与基层监管人员监管松懈的双重风险，严重制约政策目标的实现。为系统解析国家审计在风险防控与政策执行保障中的作用机制，构建包含审计机关-基层监管人员-农业主体三方的演化博弈模型，并融合元胞自动机（CA）与多主体建模(ABM)方法，对各方策略演化的时空动态机制进行仿真分析。研究发现：（1）审计策略对系统收敛具有关键驱动作用，其决策逻辑因覆盖能力而异，有限覆盖时以查处违规、追回资金为驱动，全覆盖时则以公共价值为核心决策依据；（2）审计覆盖率上限对农业主体合规的影响存在阈值效应，对监管人员合规构成结构性约束，在覆盖率给定的前提下，风险导向的审计空间布局优于分散抽查，集中分布的治理效果相对最弱；（3）审计威慑的持续性比单次覆盖强度更为关键，审计间隔过长将引发系统周期性振荡，即便提高单次覆盖率上限也难以根治违规行为反复的问题；（4）单一政策的调整难以突破演化博弈系统困境，实现理想均衡依赖审计机关、监管人员与农业主体三方激励条件的同时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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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的规则阐释与体系完善
摘要：
长久以来，我国公司监督制度的运行都面临着效力低、监管弱的系统性困境。202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修订对公司监督机制进行了创新性改良，引入了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制度。同时，继续沿用监事会监督模式，并赋予公司对不同监督模式的自主选择权。但其中涉及审计委员会的条文多属于简要的概括性规定，其功能定位、行权范围、组建规则、问责机制等方面仍存在制度漏洞，有待进行体系化的规则解释。在设置定位上，审计委员会并非监事会的平替机关，两者未尝不能共存;在职能范围上，除了将财务监督作为审计委员会的固有职权外，审计委员会承接其他监事会职权的范围可依照不同的监督机构设置方式由公司章程进行个性化安排;在组建方式上，为保证审计委员会的独立性和专业性，应由股东会选任审计委员会成员，并对审计委员会成员的任职资格和专业背景作出要求，执行董事不宜兼任审计委员会成员；在责任承担上，应划分集体与个体、特殊与一般的监督责任，对审计委员会中不同类型的董事课以差异化的问责要求。此外，还需要确保审计委员会对于监督类决议事项享有最终决定权，对于管理类决议事项仅能对董事会作出建议，从而树立起经营权和监督权分离的有效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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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理复合的叙事动员：中小股东行权中网络意见代表的作用——以中远海控为例
摘要：
中小股东参与程度低是中国A股资本市场公司治理中存在的普遍现象，而意见代表在号召中小股东行权时至关重要。基于叙事经济学和资源动员理论，采用网络民族志方法，通过对中远海控中小股东集体行权事件的在线田野观察，探究网络意见代表如何通过叙事动员中小股东积极行权。研究结果表明，专业性、群体认同、网络关系构建起网络意见代表的核心动员基础，依托情理复合的叙事激活中小股东行权意愿，借助网络级联传播、模因式传播与群体内共振实现叙事扩散，并在投资者保护制度与媒体报道的外部支撑下，有效动员中小股东的注意力、情感和表决权等资源，最终促成中小股东的集体行权。进一步分析发现，意见代表的行权叙事在短期内引发了负向的市场反应，但长期促进了投资者保护的改善和中小股东意识的觉醒。研究拓展了股东积极主义研究的主体外延，揭示了数字时代中小股东积极主义的新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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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资源信息披露与企业杠杆操纵——基于信息、资源和治理的机制分析
摘要：
基于2009—2024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探究数据资源信息披露对企业杠杆操纵的影响,发现数据资源信息披露能够显著抑制企业杠杆操纵，对表外负债和名股实债式杠杆操纵均具有治理作用。机制分析发现，数据资源信息披露能够通过信息效应、资源效应和治理效应，显著提升企业信息透明度、降低融资约束、缓解两类代理问题，从而抑制企业杠杆操纵。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数据资源信息披露对企业杠杆操纵的抑制作用在非国有、高杠杆率、长期债务依赖度高、数字化转型程度高的企业中以及市场化程度和银行竞争程度较高时更加明显。经济后果检验发现，数据资源信息披露对企业杠杆操纵的抑制作用进一步降低了企业财务风险。研究结论从治理功能方面拓展了数据资源信息披露经济后果的研究，也为企业杠杆操纵的防范与治理提供了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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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投资的绿色价值创造效应研究——基于绿色并购视角
摘要：
在培育新质生产力和推进企业绿色转型的背景下，采用2012—2024年重污染上市企业绿色并购数据，检验责任投资能否促进企业绿色并购。研究发现：（1）责任投资能显著提升企业的绿色并购水平，具体表现在企业的绿色并购可能性和绿色并购程度两个层面；（2）责任投资的“耐心”程度越强和地方法治建设水平越高，责任投资对企业绿色并购的促进作用越明显；（3）责任投资主要通过优化企业绿色并购标的选择和提高企业绿色资本配置效率,进而促进企业绿色并购；（4）责任投资在促进企业绿色并购后，不仅能提升企业的市场反应和经营业绩，还能显著改善企业的环境表现，从而实现绿色价值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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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贸易壁垒与出口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绿色贸易壁垒与出口企业金融资产配置：
摘要：
基于2009—2024年中国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与WTO环境相关TBT/SPS通报信息，实证考察了绿色贸易壁垒对出口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发现，绿色贸易壁垒显著推高出口企业金融资产配置水平，且主要表现为短期金融资产配置增加，整体呈现以预防性储蓄为主的“蓄水池效应”。异质性分析表明，在东部地区、非重污染行业及非国有企业中，绿色贸易壁垒对出口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效应更加显著。机制检验发现，绿色贸易壁垒通过加剧流动性约束、调整实体投资和抑制绿色创新影响出口企业金融资产配置。进一步调节效应分析发现，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能够强化金融资产配置的战略缓冲功能，而融资约束会削弱这一作用，并提升其向“挤出效应”转化的风险。研究拓展了绿色贸易壁垒经济后果的微观财务解释，并为引导金融资源服务企业绿色转型提供了经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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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资人责任追究与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基于经营投资问责制度实施的准自然实验
摘要：
在生产力驱动的新发展格局下，经营投资问责制度作为一种重要的外部问责机制，考察其如何影响国有企业生产经营行为，对于推动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2013—2023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从高质量发展视角考察了经营投资问责制度的溢出效应。研究发现，经营投资问责制度能够显著促进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表现为提高国有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机制检验发现，经营投资问责制度通过增加高质量创新产出、强化内部控制质量、加强投资决策稳健性以及提高投资效率来促进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异质性检验发现，经营投资问责制度的政策效果在社会性负担较大、处于成长期和成熟期、党组织治理程度较低以及地区法律环境较薄弱的国有企业中更显著。运用大语言模型构造的新指标进行经济后果分析发现，经营投资问责制度还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的市场话语权。研究结论证实了经营投资问责制度的积极成效，从高质量发展视角丰富了问责制度的相关研究，为完善中国特色国有资产监督管理体系提供政策建议。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
中国审计学自主知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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