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摘要:结合中国经济转轨的时代背景，以2008—2016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地区腐败对异常审计费用的影响，并探究地区腐败与异常审计费用之间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异常审计费用与地区腐败呈U型曲线关系，且这种U型关系具有明显的宏观环境异质性和企业特征异质性，即在十八大召开以前和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以及国有企业和固定资产占比高的企业中更显著。影响机制分析显示，环境不确定性在地区腐败影响异常审计费用的过程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整体上腐败成为阻碍经济车轮前进的“绊脚石”，新时期大力打击腐败势在必行。

摘要:采用2012—2016年我国上市公司及其签字审计师为样本，引入门槛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不同事务所组织机制支持下审计师个人工作量压力如何影响审计行为决策及盈余质量。研究结果表明：会计师事务所行业专长存在门槛效应，行业专长水平越高，事务所组织支持力度越大，审计师工作量压力对公司盈余质量的负面影响越小；会计师事务所综合评价存在门槛效应，事务所综合评价水平越低，事务所组织支持力度越小，审计师工作量压力对公司盈余质量的负面影响越大；会计师事务所人力资本存在门槛效应，人力资本质量越高，审计师工作效率越高，审计师工作量压力对公司盈余质量的负面影响越小。

摘要:随着世界各国的公司治理结构趋于一致，私人关系等软治理因素正日益受到重视而成为公司治理的前沿和热点问题。在最讲人情味、“有关系好办事”的中国，研究私人关系无疑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以2004—2016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在分别研究审计委员会主任-高管私人关系、管理层权力与会计信息质量之间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了管理层权力在审计委员会主任-高管私人关系与会计信息质量之间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如果公司缺乏有效的手段来控制管理层权力，管理层权力越大，会计信息质量就越差；审计委员会主任-高管私人关系有利于提升会计信息质量，但管理层权力在审计委员会主任-高管私人关系与会计信息质量之间产生了显著的抑制效应。

摘要:以我国2007—2017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对审计师审计收费行为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1）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越高，审计收费水平越高；（2）相对于小规模会计师事务所，大规模会计师事务所对企业的风险承担收取了更高的审计费用；（3）相对于民营企业，会计师事务所对国有企业的风险承担行为收取了较低的审计费用。进一步研究发现：（1）法制环境在会计师事务所对企业风险承担收取较高的审计收费中起到完全调节作用，即法制环境越好的地区，审计师对企业风险承担收取越高的审计费用；（2）在对企业的风险承担收高审计费用的同时，审计师相应投入了较高的审计资源，降低了审计风险。

摘要:股票频繁更名具有信号传递的作用。以2008—2016年频繁更名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从信号发送方与信号接收方两个维度对上市公司频繁更名的经济后果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作为信号接收方的投资者对频繁更名上市公司的估值要显著高于非频繁更名上市公司；作为信号发送方的频繁更名上市公司的财务业绩显著优于非频繁更名的上市公司，但经营活动现金流劣于非频繁更名上市公司，且破产风险高于非频繁更名上市公司，因而财务业绩很有可能是管理层操纵的结果。在创新能力方面，频繁更名上市公司的创新能力显著低于非频繁更名的上市公司。总体而言，证券投资者和证券监管者应对频繁更名企业持审慎态度。

摘要:从金融开放对于经济结构转型的复杂影响角度出发，探讨扩大金融开放程度是否会促进经济结构转型，研究发现：（1）金融开放与产业结构调整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金融开放对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金融开放存在一个最佳的限度；（2）在金融开放作用于产业结构的过程中，技术创新起到了显著的中介作用。因此，大力推进金融体系改革，提升我国金融发展质量，进而循序渐进推进金融开放，重视技术创新的中介作用对于我国经济结构转型意义重大。

摘要:在运用熵权法对我国农业上市公司2007—2016年生物资产信息披露质量进行评价的基础上，基于高管梯队理论检验了高管农业行业专长对生物资产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并考察了制度环境在其中所起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高管农业行业专长促进了生物资产信息披露质量的提高；同时，相较于制度环境差的地区，制度环境好的地区高管农业行业专长更有利于促进生物资产信息披露质量的提高。

摘要:选取2007—2016年沪市A股与深市主板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高管权力、高管能力以及产权性质对企业股权激励强度在授予阶段和行权阶段等不同控制环境下的影响，结果表明：（1）在授予阶段，高管的权力越大，授予的股权激励强度越大，高管权力对股权激励授予强度的正向影响大于高管能力；相对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中高管权力越大其被授予的股权激励强度越大。（2）在行权阶段，高管能力越强，其越有可能达到行权所设定的业绩目标，解锁行权的股权激励强度越大，高管能力对股权激励解锁行权强度的正向影响大于高管权力；高管年薪对高管股权激励行权强度能够产生一定的“挤出”效应；在既定的股权激励业绩目标下，相对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中高管权力越大其行权的股权激励强度越大。

摘要:选取2004—2017年中国35个大中城市的面板数据，构造广义空间自回归模型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房价上涨与地区绿色经济效率提升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实证结果表明：当以房价作为干扰因素作用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活动时，房价的上涨使得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绿色经济效应由正转负，从而绿色经济产出前沿未能实现，地区绿色经济效率发生损失；绿色经济的正负“空间回波”作用博弈表明，房价上涨带来的负向影响比生产性服务业的正向影响更为突出；溢出效应表明，内生性的房价攀升将引致地区内原有集聚企业的区际转移，新集聚地加持的各类集聚效应将推动新地区绿色经济效率的提升，从而间接形成绿色经济正向溢出效应。

摘要:以2006—2016年中国省际数据为研究样本，利用全局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测度中国省际绿色经济效率，在此基础上构建空间动态面板杜宾模型探究资本市场扭曲对绿色经济效率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绿色经济效率在时间维度上具有显著的路径依赖效应，若当期的绿色经济效率较高，则下一期的绿色经济效率也会持续提高。（2）资本市场负向扭曲抑制了绿色经济效率的提升，在经济发达地区这一抑制效应相对较弱，经济发展水平与绿色经济效率之间呈U型关系。（3）通过中介效应检验发现，资本市场负向扭曲主要通过抑制技术创新、阻碍产业升级和加剧环境污染等对绿色经济效率产生抑制效应。

摘要:基于 “一带一路”17个沿线省区市2003—2017年的数据，采用以投入为导向的三阶段DEA模型测度各省区市的绿色投资效率水平，并分析影响投资效率水平的环境因素。实证结果表明：“一带一路”沿线省区市目前的绿色投资普遍缺乏效率，“丝绸之路经济带”省区市的测度结果低于整体平均水平，“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省区市的测度结果高于整体平均水平；在剔除环境变量和随机因素的影响后，绿色投资效率水平有所上升，说明现有环境因素对投资效率存在影响；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缺乏会导致我国绿色投资效率水平低下，技术管理水平较低、产业结构未能实现优化配置以及资源配置不合理使得资源投入存在过度虚耗问题，从而降低了绿色投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