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摘要:近代以来，中国审计作为“依宪治国”的重要内容入宪经历了曲折的过程。从晚清到国民政府再到新中国成立，中国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巨大变迁使得中国审计入宪成为可能。我国“82宪法”明确了审计的相关内容，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审计工作的里程碑。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审计工作在理念、制度、职能上均有重大拓展，成为中国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一环。中国审计必须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持党对审计的全面领导，坚持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面对新时期审计工作的重大变化和要求，密切关注与宪法的互动关系，并在宪法层面予以积极回应。

摘要:以2006—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运用中介效应逐步检验及Sobel检验，将政府创新偏好作为中介变量，探讨国家审计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发现：国家审计能提高区域创新能力，地方政府创新偏好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进一步分地区检验显示，上述效应存在差异，其中：中部地区国家审计揭示作用效果最显著，可以提升政府创新偏好进而提高区域创新能力；东部地区国家审计建议作用效果最好，也可以通过提升创新偏好促进区域创新能力提升。

摘要:以审计定价模型为切入视角，探讨了违规公告内容与审计收费的关系，并进一步剖析违规诱增审计收费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违规公告异质性内容会对审计收费产生差异化影响，违规类型严重性和多样性、处罚措施严厉性均会显著诱增审计收费，而处罚措施多样性不会显著提高审计收费。进一步地，公司违规通过“审计成本”和“风险溢价”两条平行中介路径来诱增审计收费，且“审计成本”这条路径会受到事务所规模、任期长短、是否更换等变量的显著调节。研究说明违规公告文本内容能协助审计师评估风险，也表明不同情境下违规对审计收费的作用机理存在差异性。

摘要:节能减排是“双碳”目标实现的有效路径，审计若能促进节能减排，将在“双碳”目标实现中发挥作用。基于2010—2017年地级市面板数据，以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试点为研究对象，通过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其对产能利用率及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研究发现：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可通过提高产能利用率降低二氧化碳排放。进一步研究发现：审计试点的节能减排效应在审计强度较高、财政状况较好以及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地区效果更加显著。以上发现将为国家审计推动“碳达峰”与“碳中和”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摘要:以2008—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Lennox审计意见购买模型，从事务所变更维度考察董事高管责任保险（D&O保险）对管理层审计意见购买的影响。研究表明，D&O保险发挥了积极的治理效应，抑制了审计意见购买行为。从审计意见购买动机看，这一治理作用在高管业绩压力较大、经营风险和被诉风险较高的样本中更显著；从审计意见购买实现条件看，这一治理作用在事务所规模小且无行业专长、客户重要性水平较高的样本中更显著。进一步地，审计意见成功购买损害了未来盈余披露质量，而D&O保险的引入能够明显改善审计意见成功购买带来的不良经济后果。机制检验发现，D&O保险通过“信息质量渠道”和“代理成本渠道”作用于审计意见购买。控制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后，结论依旧稳健。

摘要:针对企业“漂绿”问题屡禁不止的现状，分析了业绩期望落差对企业“漂绿”行为的影响机理，并以2010—2019年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业绩期望落差会诱发企业“漂绿”行为，且主要表现为对环境实践的选择性披露；而且，业绩期望落差持续的时间越长，其对企业“漂绿”行为的影响越显著。进一步的路径检验表明，业绩期望落差会恶化企业融资约束和加剧管理层短视，进而导致“漂绿”行为。此外，不同类型规制工具对“漂绿”的治理效应存在差异，其中，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及本地媒体监督能够抑制业绩期望落差驱动的企业“漂绿”行为，但市场激励型、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以及异地媒体监督的治理效应不明显。

摘要:作为掌舵人的CEO在企业战略决策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预期任期的缩短会催化CEO私利动机和短视主义倾向，诱发更多的多元化决策，最终损害企业长期利益。基于代理理论和高阶梯队理论，以2013—2020年我国A股上市非金融企业为样本，实证研究CEO预期任期对企业多元化的影响。研究发现，CEO预期任期缩短会为企业带来更多的多元化尤其是非相关多元化，该倾向受到企业CEO决策权及企业内外部监督机制的影响，CEO持股会强化这一倾向，而机构投资者持股对CEO决策权的制约能够起到抑制作用；相较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严格的内部决策监督机制对CEO决策权力的监督可以有效缓解短预期任期对企业多元化的影响；包含分析师、审计师在内的外部监督机制能够有效制约短预期任期CEO的多元化倾向。

摘要:以我国资本市场2010年推出融券政策为视角，实证探讨了融券卖空与信息披露违规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融券卖空显著降低了信息披露违规倾向以及违规次数，表明融券卖空具有较好的公司治理效应。机制检验显示，融券卖空通过提高企业内部控制质量、降低大股东“掏空”动机以及降低代理成本进而降低了信息披露违规倾向及违规次数。进一步研究发现，融券卖空与信息披露违规之间的负相关关系仅在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较高组、外部审计费用较高组显著，说明融券卖空与机构投资者、外部审计之间存在互补效应。

摘要:从股权激励视角切入，利用2008—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探究股权激励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发现：从整体上看，股权激励会抑制企业金融化。基于微观契约层面，股权激励强度越大，股权激励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程度越大；相较于限制性股票，股票期权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程度更大；只有激励期限较长的股权激励才会抑制企业金融化。作用机制检验表明，股权激励会降低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代理成本、缓解融资约束进而抑制企业金融化。研究结论有助于充实和深化股权激励与企业金融化关系研究，也为从公司内部治理层面防范和化解实体经济风险提供证据支持。

摘要: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人口生育政策的调整，会通过人口结构的改变，对居民消费意愿和消费结构产生影响。基于经典的消费需求理论，利用2014年和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通过双重差分法（DID）和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PSM-DID）检验“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前后，家庭消费倾向及其消费结构是否发生显著改变。研究发现：一方面，“全面二孩”政策并未显著提升或抑制家庭消费倾向。另一方面，政策的调整促进了家庭消费结构升级，尤其对城镇家庭消费升级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其中生存型消费占比下降，发展型消费占比上升。

摘要:改善城乡二元化格局，拉动农村经济发展，是推动中国经济协调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理论与实证研究表明：教育投入与服务业发展均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同时，教育投入对城乡收入差距表现为倒“U”形，服务业发展对其影响为正“U”形。这种非线性关系主要表现为存在门槛效应。门槛模型表明，当教育投入与服务业发展跨越单重门槛值时，两者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程度显著提高。从中介效应的影响机制看，两者通过政府管理效应拉大城乡收入差距，通过经济效应、人力资本效应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合理分配公共资源、调整产业结构成为提升农村人口质量、发展质量的重要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