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摘要:规范财富积累机制是党的二十大为细化和延伸共同富裕政策提出的新要求，对社会主义分配制度的完善具有重要意义。但在我国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规范财富积累机制却面临着财富实现形式、积累渠道以及分配过程不完善的多重困境，传统审计作为国家经济监督的重要力量也无法对此发挥有效作用。相比之下，研究型审计却能以“研究+审计”的特点从坚持守正创新和维护公平正义两个维度契合规范财富积累机制的理论逻辑，从完善财富的实现形式、积累渠道以及分配过程三个维度满足规范财富积累机制的现实需要。与此同时，研究型审计将充分发挥其全局性、系统性以及重点突出等优势从财富积累的目的、速度、手段等方面对该机制进行规范，为完善分配制度，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提供参考。

摘要:基于行业专长效应的新视角，以2008—2019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本土所”与“国际所”的审计质量差异。研究表明：与“国际所”的非行业审计专家相比，“本土所”的行业审计专家能够利用自身行业专长优势，发挥出更强的专业胜任能力与独立性，提供更高质量的审计服务，即存在行业专长效应；进一步地，我国推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制改革之后，这一行业专长效应增强，即“本土所”行业审计专家更能保障审计质量。拓展分析发现，“本土所”行业审计专家主要通过增加审计投入来提升审计质量；当两位审计师来自总所或相同分所时，更有助于行业专长效应的发挥。研究结论有助于矫正资本市场参与者针对“‘国际所’必然优于‘本土所’”的惯性误解，也可以为加强我国本土会计师事务所“做大做强”建设发展提供理论参考与政策启示。

摘要:利用2012—2021年中国31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构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双重差分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政策执行效果审计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1）政策执行效果审计能够显著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2）数字化水平对政策执行效果审计影响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起到正向调节效应。（3）营商环境是政策执行效果审计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中介因素，并且起部分中介作用。因此，应从提高政策执行效果审计监督效能、提升数字化水平、完善营商环境等方面来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摘要:以2008—2021年中国家族企业为样本，研究二代涉入对家族企业国际化的影响。研究表明，二代涉入有助于家族企业选择国际化战略，并能加深其国际化程度，且这在具有海外背景的二代上体现得更为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二代涉入对家族企业国际化的促进作用在股权相对分散的家族企业以及制造业行业的家族企业中更为突出。研究丰富了二代涉入在家族控制与社会情感财富方面的理论发现，为中国家族企业国际化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摘要:以我国106家高科技企业为研究样本，探讨跨界搜寻广度、深度与平衡对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以及内外部知识异质度在其中起到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跨界搜寻广度、深度与企业技术创新绩效之间存在倒U形关系，而跨界搜寻平衡正向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绩效，内外部知识异质度在跨界搜寻策略与企业技术创新绩效关系中起到中介作用。

摘要:基于我国2010—2020年的上市公司样本数据，从企业社会责任视角，实证检验共同机构所有权是否会提升我国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表现，以及背后的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共同机构所有权会显著提高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共同机构所有权通过机构协同和监督治理效应改善企业社会责任表现。进一步讨论发现，在长期持股、非成熟期企业、资本市场处于“熊市”阶段、非国有企业中，共同机构所有权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提升作用更明显。

摘要:绿色信贷是桥接金融信用与环保的关键纽带和资源配置的重要抓手。基于2012年银监会颁布《绿色信贷指引》的外生冲击，使用双重差分(DID)探讨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首先，基准回归表明绿色信贷抑制了绿色信贷限制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但政策影响的时滞性和企业的策略性应对使得政策颁布两年后抑制作用才不断增强。其次，融资约束和投资惩罚的中介机制表明，融资约束和投资支出在绿色信贷政策与企业风险承担之间存在遮掩效应，进一步抑制了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最后，信息效应和环境规制倒逼效应的调节机制表明绿色信贷政策影响存在非对称性。

摘要:以2017—2020年证券分析师研报为依据，将分析师估值模型选择偏好与分析师目标价结合探讨，并率先提出目标价投资参考价值这一全新概念且对其评估方法进行设计。研究发现，分析师存在特定的估值模型类型偏好，并且在不同行业中偏好不同的估值模型。然而，分析师偏好的估值模型不一定能够生成质量良好的目标价。对于不同特征的企业，分析师存在迥然各异的估值模型选择偏好，该偏好对目标价具有显著影响。结论可帮助分析师优化估值模型选择，提高目标价质量。

摘要:基于2013—2019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从市场生产端与消费端构建数字经济碳减排的理论框架及传导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能够显著降低碳排放强度，实现碳减排效应，且经过内生性与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依然显著。在数字经济的三个子维度中，信息化发展、互联网发展对碳减排都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数字交易发展的碳减排效应并不显著。数字经济对碳减排的影响存在异质性，数字经济的碳减排效应在东中部、高市场化程度和高创新创业水平的地区更加显著。机制分析结果表明，数字经济能够通过推动生产端的产业结构升级与消费端的消费结构升级来降低碳排放强度。这对实现绿色低碳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摘要:搜集2002—2021年31个省区市的非平衡面板数据，运用LASSO回归测度税收努力，构建非线性计量模型考察税收努力与金融发展的关系。结果发现：税收努力与金融发展存在显著的倒U形关系，而财政缺口对二者关系起负向调节作用，经内生性处理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成立。异质性检验发现，消费税、西部地区、低出口退税率地区的税收努力与金融发展存在明显的倒U形关系，增值税税收努力决定了总税收努力对金融发展的负面影响。因此，在未来推进金融发展的过程中，既要保持适度税收努力，稳定财政缺口，又要规范地方政府行为，合理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为地方金融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摘要:基于我国2000—2021年的省级及八大综合经济区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就业结构的极化效应。研究发现：人口老龄化促进低、高技能劳动力就业比重提高，同时降低中等技能劳动力就业比重，导致劳动力就业结构整体上呈现“两端极化”特征，且这一调整过程随着老龄化加剧呈现倒U形趋势。分八大综合经济区来看，东部沿海经济区的老龄化对劳动力就业结构的影响方向与全国样本一致且更敏感；南部经济区的老龄化促进高技能劳动力就业呈“单向极化”特征；大西南经济区的老龄化促进低技能劳动就业呈“单向极化”特征。进一步门槛检验发现，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老龄化对劳动力就业“两端极化”效应存在明显的双重门槛特征，且表现出增益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