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摘要: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2006）开始，相关法律法规从提高审计处理处罚救济的效率出发，将审计处理处罚的标的区分为财政收支和财务收支，把财政收支作为内部行政行为，财务收支作为外部行政行为，分别实施不同的救济方式。但是，这种救济制度在实践操作上和理论逻辑上都存在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解决这种困境的路径有两个：路径之一是按审计处理处罚的客体来区分处理处罚行为，将政府及其部门的处理处罚作为内部行政行为，将组织单位的处理处罚作为外部行政行为；路径之二是不再将审计处理处罚区分为内部行政行为和外部行政行为，由对处理处罚决定不服的审计客体自己选择救济方式。在修订《审计法实施条例》时可以直接按审计客体来区分审计处理处罚救济措施，或者淡化财政收支和财务收支的划分，由审计客体自行选择救济方式。

摘要:中国特色政府财务报告审计制度尚在健全完善中，一些关键问题亟待研究解决。结合中国的法律及制度环境，按照“谁来审—审什么—怎么审”的主线，探讨了政府财务报告审计主体及独立性、审计内容、审计思路及方式方法。研究认为：由于财政资金的运动过程没有变化，不应当改变国家审计机关的审计主体地位，购买社会审计要限定审计对象范围、创新审计费用支付、加强审计质量控制；有必要组建国家、省、市、县审计委员会，由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产生，各级审计机关可作为同级审计委员会的决策执行机构，不再向同级人民政府负责，业务运行独立于政府体系，时机成熟时再从政府序列撤销；暂不审计财政中长期可持续性，先审计两大核心财务报表，重点关注基础信息的完备性、抵销的充分性和调整的准确性，有无利用抵销阈值操纵盈余的行为，政府会计准则制度完备后，再审计政府财政财务管理情况及其他事项；要结合运用统计抽样、判断抽样方法，推进政府财务报告大数据审计，实现上下级财政之间、同级财政与预算单位之间的会计数据关联。

摘要:收入是企业利益相关者评价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的关键指标。新收入准则的实施成效也成为理论界与实务界共同关注的焦点议题。从审计费用的视角，以2018年修订后的新收入准则在A+H股上市公司的实施为研究契机，选取2017—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新收入准则对审计费用的影响。研究发现，新收入准则的施行提高了企业的审计费用。机制检验发现，新收入准则通过增加重大错报风险和提高审计投入两条路径提高了审计费用。异质性检验发现，新收入准则对审计费用的正向影响主要存在于受新收入准则影响较大、存在内部控制缺陷、由大规模事务所审计的企业中。进一步研究发现，新收入准则在提高审计费用的同时，还会使审计质量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研究结论丰富了新收入准则经济效应领域的研究文献，同时为审计师在新收入准则背景下提高专业胜任能力、完善审计工作及控制审计风险提供新思路。

摘要:基于情绪认知评价理论，从情绪和认知两个视角分析失败恐惧对创业坚持的影响与边界条件。通过对316名创业者的问卷调查发现：创业失败恐惧对创业坚持行为具有负向影响；自我效能感在失败恐惧和创业坚持之间发挥中介作用；成长型思维调节失败恐惧对自我效能感的负向影响，成长型思维通过降低失败恐惧对自我效能感的负向作用来促进创业坚持行为。依据“情感—认知—行为”的逻辑从创业者的情绪和认知视角综合分析失败恐惧对创业坚持的影响，既为创业者中途退出创业活动提供解释思路和理论洞见，也为全面理解创业坚持行为提供理论指导。

摘要:以我国2015—2022年创业板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运用回归分析方法实证检验“创业导向—动态能力—数字化转型”路径机制，研究发现：创业导向能够显著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行业竞争程度强化了这一效应。机制分析表明，创业导向可以通过提高企业动态能力来促进数字化转型；异质性检验发现，相比于国有企业和非高科技企业而言，在非国有企业和高科技企业中，创业导向对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更强。研究结果拓展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微观层面的前因研究及路径机制，对帮助企业实现数字化转型，构建数字经济系统具有重要启示。

摘要:在数字化转型的背景下深入探索数据素养对越轨创新行为的影响机制，以JDR模型为基础，探讨创新自我效能感在数据素养与员工越轨创新行为之间的中介效应以及包容型领导的边界影响。对双阶段收集的302份有效数据样本进行实证调查研究，结果表明：数据素养对员工越轨创新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创新自我效能感在数据素养与员工越轨创新行为之间具有中介作用；包容型领导不仅正向调节数据素养与创新自我效能感的关系，还正向调节数据素养通过创新自我效能感影响员工越轨创新行为的间接作用。

摘要:基于2007—2021年我国沪深A股民营上市公司自愿披露的客户信息数据，从供应链视角考察了政府背景大客户对民营企业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背景大客户显著提升了民营企业商业信用融资水平；分位数回归结果表明，随着民营企业商业信用融资水平的提高，政府背景大客户对民营企业商业信用融资的促进作用在增强；作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政府背景大客户能够强化产品市场竞争优势、优化资本市场信息环境、降低经营业绩波动来促使民营企业商业信用融资的提升；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政府背景大客户对民营企业商业信用融资的正向效应，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强时期、供应商集中度较高企业以及信贷可获得性较差企业中更为明显。研究结论丰富并拓展了政府采购的职能，以期为优化民营企业供应链融资策略、纾解民营企业融资困境提供了有益参考。

摘要:数字金融实现了金融资源的高效配置，为重污染企业实现绿色转型提供了新机遇。基于2011—2021年中国重污染行业沪深A股723家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数字金融发展对重污染企业绿色投资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研究结果证实，数字金融发展能够显著提高重污染企业绿色投资水平，并通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作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可以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抑制企业金融化进而提高重污染企业绿色投资水平。进一步分析发现，环境规制、分析师关注度正向调节了数字金融对重污染企业绿色投资的促进效果；数字金融仅对重污染行业中国有企业和大规模企业的绿色投资水平存在显著作用。最后，基于研究结论，提出推动数字金融发展与企业绿色投资的相关建议。

摘要:实现乡村振兴战略是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生态宜居美丽乡村建设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探究其能否推动共同富裕具有现实意义。依据2011—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构建生态宜居美丽乡村和共同富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深度剖析生态宜居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及其内部机理。研究发现：生态宜居美丽乡村显著推动共同富裕。机制分析表明，生态宜居通过优化产业结构、提升绿色金融水平助力共同富裕的实现。异质性分析表明，在中部地区，生态宜居对共同富裕推动效应更明显。因此，应加强生态宜居乡村建设，缩小城乡区域差距，为实现共同富裕战略目标赋能。

摘要:在数字化社会转型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下，算法作为新质生产力的代表之一，通过其公共性应用实现积极效能，但也要通过特定的制度构建来避免其带来的风险。公共性算法制度建构或许存在抽象与脱离实际之嫌，因此在新一代生成式人工智能参与数字政府建设的语境下，需要进行更加坚实的论证。首先，公共性算法能够为公共治理提供有效助力，促成政府决策的错误减少与客观增强、政府运作的体量精减与成本降低、政府监管的模式创新与多元协同、政府治理的公益追求与理性实现等效能跃迁。其次，公共性算法的运作具有三个阶段的技术联结路径，语言训练阶段是算法应用的初始环节、人机交流能够实现算法代表公共权力的多向互动、价值嵌入能够促进技术内化道德理性最终实现善治。最后，在上述三个阶段的公共性算法应用中存在特定的风险，需要构建公共性算法制度以进行调适，在语言训练中需要限制数据的可利用性、在人机交流中需要规制算法与权力、在价值嵌入中需要保障算法的道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