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摘要:深化资本市场改革是建设金融强国的关键引擎，也是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立足“十五五”时期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构建围绕制度端、资产端、投资端、融资端、监管端与开放端“六大端口”的资本市场综合改革分析框架，旨在分析“十五五”时期资本市场综合改革的实现路径：制度端坚持激励与约束并重，以包容性设计服务新质生产力，以法治化建设筑牢市场底线；资产端聚焦提质增效，培育高质量上市公司群体，提升公司治理水平与并购重组质量；投资端壮大“耐心资本”，构建“长钱长投”生态并加强中小投资者保护；融资端畅通直接融资渠道，健全多层次产品体系并提升中介机构能力，不断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监管端创新监管方式并强化协同与科技赋能，构建多元共治体系，实现对违法违规行为的零容忍；开放端深化制度型开放，统筹利用两个市场资源，筑牢跨境风险防控屏障。研究认为，基于“六大端口”的综合改革是实现新时期中国资本市场从“规模扩张”向“提质增效”根本性转变的重要路径。通过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构建由内及外“监管—资产、资金、融资—开放—制度”的闭环架构，不仅能有效缓解市场的结构性矛盾，提升资本市场制度的包容性、适应性，更能为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的资本支撑与制度保障，最终打造一个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现代资本市场体系。

摘要:二十届中央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指出，审计整改总体格局初步成型，这一重要论断标志着我国审计整改制度建设迈入了新阶段。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审计整改工作的决策部署，结合审计整改实践，运用系统理论对审计整改总体格局的基本内涵进行探讨，运用供需平衡理论和制度演化理论对审计整改总体格局的形成机理进行分析，提出审计整改总体格局是由全面整改、专项整改、重点督办三种推进方式组成的有机系统，具有整体性、层次性、开放性和稳定性等体系特征，审计整改总体格局的形成是构建集中统一、全面覆盖、权威高效审计监督体系的内在需要，是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价值逻辑的有机统一。新时代新征程健全审计整改总体格局需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审计整改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基于“结构过程”维度建立参与主体的相互关系、回应人民群众对审计整改存在问题的关切、做好揭示问题“上半篇文章”、制定审计整改效果评价操作指引。

摘要:随着全球ESG治理体系加速完善和我国可持续信息鉴证新准则的落地推进，可持续信息鉴证报告已成为企业获取市场信任的关键载体。然而，当前鉴证市场由会计师事务所和其他第三方专业机构分庭主导，二者在报告样式与内容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不仅影响报告质量的可比性，也难以适配准则的统一规范要求，无法满足市场多样化需求。为此，以《可持续信息鉴证业务准则第6101号——基本准则（试行）》为落地核心导向，通过对比分析会计师事务所与其他第三方专业机构鉴证报告差异，重点揭示其在鉴证程序与实质性议题、鉴证标准与范围、保证水平与结论、报告结构与样式等方面的区别，识别现有报告要素与准则要求的适配缺口，进而重构适用于中国情景的可持续信息鉴证报告核心要素框架，旨在为两类机构规范执行准则、提升报告质量提供实操指引，同时提升企业可持续信息鉴证的信息含量，为利益相关者决策提供有力支持。

摘要:绿色属性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特征，发展绿色新质生产力是实现经济与生态协同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于2010—2023年中国285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政府环境审计对地区绿色新质生产力的影响，并探讨政府审计信息化建设对上述关系的赋能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环境审计能够显著促进地区绿色新质生产力发展，且政府审计信息化建设的赋能有助于强化这一效应。异质性分析显示，该赋能效应在西部和东北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地方政府公共数据开放水平较高的地区更为突出。机制检验显示，环境审计通过强化环境治理动机、提升环保执法强度、推进绿色低碳转型，进而培育地区绿色新质生产力，而政府审计信息化建设赋能环境审计则遵循“技术—认知—能力—行动”的递进传导路径，进一步驱动地区绿色新质生产力发展。研究结论为审计机关落实“科技强审”战略、以审计现代化赋能绿色新质生产力培育提供了经验证据与政策参考。

摘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国家战略中，培育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新质生产力对制造业尤为重要。基于2015—2023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考察审计委员会履职勤勉度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实证结果显示，审计委员会勤勉度与企业新质生产力呈显著的倒U型关系：适度提高勤勉度有利于提升新质生产力，但勤勉度过高反而会抑制新质生产力。机制检验表明，适度的勤勉通过改善内部控制质量来促进新质生产力，而在勤勉程度过高时，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下降则会削弱或逆转这种正向效应。调节效应发现，审计委员会独立性会使倒U型关系趋于平缓。研究结论对审计委员会运作安排、内部控制建设具有政策与实务参考价值。

摘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政府成本会计的兴起成为各国政府会计重要发展之一。推行政府成本会计也是我国本轮政府会计改革的重点与难点。会计发展是由会计信息需求驱动的，政府成本会计的兴起则是响应各国公共部门管理改革对政府成本信息的需求。研究公共部门管理改革中政府成本信息需求，对于推行我国政府成本会计改革具有重要意义。作为新公共管理的核心环节，新绩效预算改革提出政府成本信息的最直接需求，这也是政府成本会计兴起与发展的最主要动力。同时，只有在新绩效预算下，才需要政府成本会计，也才能实施政府成本会计，政府成本会计诸多困难与挑战将实现突破。

摘要:民营企业通常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国有企业则兼具逐利的经济人属性与社会治理的战略属性。基于国有资本持股民营企业的“逆向混改”背景，从劳动收入份额的视角，探讨国有股东治理能否促进民营企业内部共同富裕。研究发现：国有股东治理能够显著提升民营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且该结论具有较高的稳健性。机制分析表明，国有资本的资源效应与战略效应是提高民营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重要原因，具体表现为国有股东治理有助于缓解内部收入的不平等，并显著提升了民营企业的员工社会责任。进一步研究发现，当国有企业层级更高、民营企业所在地区税收执法力度较强、员工行业薪酬差距更大以及劳动密集度更高时，国有股东治理的劳动收入分配作用会更为明显。此外，国有股东治理对民营企业的劳动生产效率和财务绩效也产生了积极影响，这表明国有股东推动民营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提高，并不以牺牲民营企业生存发展能力为代价。研究结论不仅丰富了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因素，也为学术争议提供了新的证据，对于如何推行混合所有制深水区改革，以实现共同富裕的时代目标具有一定的启示价值。

摘要:数字金融促进企业创新发展是推动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以我国2012—2023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检验数字金融对企业创新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金融能显著促进企业创新发展。调节效应分析表明，强知识产权保护与活跃的技术市场能强化数字金融的创新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该效应对高科技行业推动更为明显，在不同区域存在差异，且在不同市场化水平地区均普遍有效。因此，为最大化数字金融的创新赋能效果，需在持续推进数字普惠金融的同时，协同优化知识产权保护与技术市场生态，并实施差异化的引导政策。

摘要:作为财政与金融协同的重要政策工具，政府引导基金在优化企业期限配置方面的作用值得关注。基于2010—2023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政府引导基金能否以及如何影响企业短贷长投。研究发现，政府引导基金能够显著抑制企业短贷长投行为。机制分析表明，该作用一方面源于企业外部融资约束的缓解，另一方面得益于内部治理效能的提升，体现出内外协同效应特征。异质性分析显示，上述作用在规模较小、处于成长期的企业中更为明显，表明政府引导基金较好契合了其政策初衷与扶持导向。研究结论揭示了政府引导基金赋能企业财务结构治理的作用逻辑，也为优化政策性资本配置、防范企业流动性风险提供了启示。

摘要: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后，学界对监检关系的探讨多聚焦于制约分析范式，由此衍生出对“监察中心主义”的理论忧思。这种静态的权力博弈视角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监检机关作为反腐败共同体提升治理效能的核心价值。在功能主义视阈下，职务犯罪追诉呈现出调查、审查起诉、审判三阶段的动态递进结构，监检关系相应表现为双轨调查界分、实质审查主导与审判权责归位的阶段性特征。当前囿于理论认知偏差与制度供给不足，监检关系面临证据转化不畅、提前介入粗放、审查制约虚化等实践梗阻。为实现从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的转化，亟须以功能主义为理论指引，在价值层面以治理效能澄清认知误区，在结构层面以职能协同纾解衔接梗阻，在机制层面以协同制约重塑审查功能。通过精细化调查衔接机制、实质化审查制约机制以及规范化审判应对机制，最终构筑起权责明晰、协同高效的监检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