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摘要:从预算调整和预算透明两个角度，根据中央各部门预算执行审计数据，研究预算违规的原因，结果发现：伴随部门追加型预算调整的预算问责会抑制预算违规，追加支出幅度越大，预算违规率越低，这一负相关关系随着部门预算支出规模的增大而削弱，削减型预算调整会导致预算违规率升高，但这种正相关关系随着部门预算支出规模的增大而削弱；部门当年预算透明程度对预算违规存在负向影响；预算透明并不能对预算调整和预算违规间的关系产生显著影响。因此，治理预算违规，完善政府预算体系，需要规范预算调整、推广中期预算、优化预算执行审计、深化预算公开。

摘要:首先基于审计是一种社会实践活动这一理论，界定了审计理论框架的构成要素；然后在论证审计的信任动因和机理的基础上，推理得出审计的“一带一路”一般理论框架；最后结合“一带一路”既有治理体系和建设内容，归纳了“一带一路”审计具体理论框架。结论是：基于信任视角的“一带一路”审计理论框架具有中国智慧性、开放性、动态性和实践性的特征；“一带一路”审计主体、客体和标准应该在治理框架内采用平等协商方式确定；“一带一路”审计将逐步由“基于信任”走向“基于规则”。

摘要:以2007—2014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A＋H股交叉上市并接受双重审计对境内审计费用和审计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与非交叉上市或非双重审计公司相比，交叉上市且接受双重审计的公司的境内审计费用更高，境内审计质量更高。进一步分析表明，在控制了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和审计师特征的影响后，主要结论依然成立；在处于双重审计强制要求取消后时段的子样本中，结论也是稳健的；另外，境内审计师是否为国际“四大”对交叉上市并接受双重审计与境内审计费用之间的关系产生了负向影响，但并没有影响交叉上市并接受双重审计与境内审计质量之间的关系。

摘要:以审计师个人的签字经验来衡量审计师个人的经验，以亏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因会计问题被监管部门处罚来反映客户的审计风险，以非标意见来衡量审计质量。研究发现：第一，审计师个人的经验越丰富，审计师个人更可能对高审计风险客户出具非标意见，而且以上关系仅体现于项目负责人上；第二，会计师事务所为高审计风险客户配置经验更加不丰富的审计师个人，支持审计师个人的风险规避假说。进一步发现：审计师个人通过为其他客户提供审计服务形成的经验发挥作用。项目负责人经验发挥的积极作用主要体现在小所中，但是小所并没有为高审计风险客户配置经验丰富的审计师个人。

摘要:以2012—2014年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研究发现内部控制越有效，商业信用负债与资产的质量越高，商业信用资金规模越大，但内部控制有效性与企业净商业信用规模无显著关系。同时，内部控制有效性与市场地位的作用存在着部分替代及一定的互补关系。在低市场地位的企业中，内部控制对商业信用负债质量与信用资产规模的作用更明显。研究发现补充并深化了内部控制有效性与商业信用资金关系的研究成果，表明内部控制的实施有利于提高企业之间商业信用资金的周转效率。

摘要:外部资本定价扭曲与监督不足是导致企业非效率投资的诱因，我国会计准则的国际趋同能否通过信息环境的改善实现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治理是亟待研究的重要课题。选取2003—2011年我国上市公司数据，通过Richardson模型和FHP模型的综合使用，将样本分成“逆向选择和投资不足”以及“道德风险和投资过度”两种情况，观察我国会计准则国际趋同对两种企业非效率投资的治理效果。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同时存在投资不足与投资过度现象且两种现象下均存在投资现金流敏感性，会计准则趋同后投资现金流敏感性显著下降。研究证实会计准则变革可以通过改善定价扭曲和逆向选择来缓解投资不足，通过改善监督不足和道德风险来抑制投资过度。

摘要:选择高特佳控股博雅生物进行案例分析，旨在探求私募股权投资选择主导企业IPO背后的行为逻辑和策略选择。研究发现，绝对控制权不仅可以改变私募股权投资的相对控制权劣势，而且会为私募股权投资提供足够的激励以改善公司治理和企业业绩，进而实现快速IPO目标。待IPO完成后，源于资产重组将会实现更为广泛的经济利益，此时选择继续持有股份、进行资本市场运作已成为私募股权投资的占优策略选择。因此，研究认为选择IPO前控股、IPO后长期持有股份是中国情境下私募股权投资的另一重要盈利模式。

摘要:我国新三板市场快速发展，中小企业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宽，其在新三板市场的融资效率也备受关注。采用三阶段DEA模型对其融资效率进行比较研究，结果显示，剔除环境变量并调整投入值后测度得到第三阶段效率值，更能准确反映新三板企业的融资效率。中小企业在新三板的融资效率低下主要受投入产出不合理所致的规模效率偏低的影响。

摘要:决策权分配与效率是组织行为研究的重要问题。通过比较决策权集中的单独管理基金和决策权分散的团队管理基金的投资策略差异，提供开放式基金决策权分配结果的证据。研究发现：团队管理基金有显著为正的选股业绩，单独管理基金表现出在股票和债券间配置组合资产的市场择时能力。研究还发现：团队管理基金没有市场择时能力是由于协调成本高；团队管理基金的专业化收益不能完全弥补其协调成本，而单独管理基金的择时收益则能够弥补其专业化的不足；多任务管理进一步影响决策权分配和投资策略的选择。单独管理基金的经理如同时管理其他偏股型基金时择时能力最突出，团队管理基金的经理如有多任务管理则其选股业绩不显著。

摘要:随着我国可转移劳动力存量的下降，以提高劳动生产力水平为目的的人力资本积累或是未来推动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动力之一。将资本利用率与代表人力资本积累的劳动生产力作为内生因素引入RBC模型，检验了各主要经济指标对这两个因素的脉冲响应。研究结果发现：在我国经济起飞阶段，人力资本对总产出的贡献要大于资本利用率增长的贡献；相对于资本利用率，以提高劳动生产力水平、降低单位劳动成本的人力资本积累，或是解决我国短期产业加速转移及产业升级滞后所带来的经济增速放缓的有效手段。

摘要:打车软件服务是运用“互联网＋”思维解决人们出行问题，由市场自发产生。打车软件服务政府管制的目标是维护公共利益，增加社会福利。四年多的政府管制实践表明，该目标并未达到，甚至产生了非意图的结果，即管制失灵。基于公共管理者立场，从新制度经济学中交易成本理论视角，分析政府管制失灵的原因，指出由管制所致的较高交易成本会抵消管制措施给社会福利带来的好处。通过优化制度安排，界定打车软件服务的政府管制范围，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并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是降低交易成本、避免政府管制失灵的较好举措。

摘要:人口流动深刻影响了我国政府间财政关系，而转移支付制度是解决财政非均等化问题最重要的手段。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人口流动客观上通过“分母效应”改变了各地区常住人口人均意义上的转移支付规模，再结合我国人口主要从落后地区向发达地区流动这一流向特点，可以说，人口流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缓解转移支付制度的非均等化效应。但是，由于转移支付制度无法适应人口流动的需要，导致人口流动缓解转移支付制度非均等化效应仅仅停留在通过常住人口分母基数增加而形成的“数字游戏”之上，是转移支付机制不完善的病态下的“正效应”。要使人口流动真正发挥良性的分母作用，需从流动人口管理和转移支付制度改革两方面同时着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