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摘要：

以2007—2020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研究国家审计与政府预算执行绩效之间的关系及其作用机理。从实证角度验证了国家审计对政府预算执行绩效的提升作用，发现政府预算执行绩效具有空间自相关特性，同时国家审计对政府预算执行绩效的影响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国家审计通过直接和间接两条路径促进了政府预算执行绩效的提高，政府效率和市场环境在间接路径中发挥了双重中介作用；2013年全国地方政府债务审计对政府预算执行绩效产生了明显的事件冲击效应；地方发展和审计强度差异均会对国家审计提升政府预算执行绩效产生明显的调节作用。

摘要：

基于2010—2018年审计署实施中央企业审计事件样本，采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考察国家审计对制造业企业TFP的影响效应和机制以及非效率投资的作用路径。研究发现，国家审计显著促进了制造业企业TFP的提升，这种提升主要是通过缓解代理问题和抑制高管超额在职消费发挥作用的。非效率投资在国家审计对制造业企业TFP影响过程中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即抑制非效率投资是国家审计促进企业TFP提升的重要作用路径。进一步地，二次审计正向调节了国家审计对企业TFP的影响效应。国家审计的促进作用在非效率投资程度高的企业中更为显著，且主要缓解了制造业企业投资不足问题。研究结论为微观企业借助审计监督力量更好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优化审计治理机制提供了路径参考。

摘要：

推动低碳城市建设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迈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基于2008—2021年深沪两市A股工业企业的年度数据，将三次低碳城市试点视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递归式中介效应模型等实证考察了低碳城市试点的碳减排机理及环境审计在此过程中的交互关系。检验结果表明：（1）低碳城市试点显著降低了试点城市企业的碳排放量，且该效应在高碳行业企业、工业发展水平较高地区企业及媒体关注度较高企业中表现更为突出；（2）低碳城市试点与环境审计在促进企业减少碳排放方面存在互补关系；（3）机制检验表明，技术创新在低碳城市试点促进企业减碳方面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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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年报风险信息是了解公司经营现状与预测未来发展的重要信息来源，它具有信息增量价值，但容易受到管理层信息操纵的影响。审计委员会作为公司治理的独立机制，对管理层具有内部监督作用。基于此，利用2010—2021年上市公司风险信息披露数据，实证检验了审计委员会对管理层信息操纵的治理作用。研究发现，审计委员会独立性、勤勉性和专业性越强，年报风险信息披露水平越高，且在不同性质市场环境中审计委员会的治理作用存在差异。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内部控制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此外，在内部治理环境较弱与外部监督压力较大时,审计委员会的治理作用更加显著。结论拓展了年报风险信息披露的影响因素研究，并通过构建不同维度的风险信息指标来综合衡量披露水平，证实了审计委员会对管理层信息操纵的治理效应，为审计委员会更好发挥监督效果以及监管部门进一步完善上市公司风险信息披露制度提供了重要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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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的审计费用是审计机构提供高质量审计服务、更好承担资本市场看门人职责的基础与前提。以2007—2022年非金融类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企业资源配置战略对审计费用的影响效应，研究表明：（1）与投资主导型企业相比，经营主导型企业支付的审计费用更低；（2）经营主导型企业具有更低的经营风险，审计投入更少，因此承担的审计费用更低；（3）经营主导型企业支付更低审计费用的现象主要出现在内控质量较低的企业、未引入连锁股东的企业、非“四大”审计的企业以及制造业企业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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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信贷在改善企业环境治理行为、推动经济社会绿色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审计定价视角出发，探讨绿色信贷政策引致的溢出效应。以2012年《绿色信贷指引》的出台作为准自然实验，构建双重差分模型检验该政策的实施对绿色信贷限制企业审计定价的影响。研究发现：绿色信贷政策能显著降低受限企业的审计收费。机制检验表明，绿色信贷政策通过引导受限企业进行绿色转型、降低其环境风险以及环境治理中的代理成本，进而降低其审计费用。企业层面的异质性检验表明，绿色信贷政策降低审计费用的正面效应在国有企业、产能利用率较低以及信息质量较差的企业中更为明显；地区层面异质性检验表明，绿色信贷政策的积极效用在银行业竞争更激烈、市场化程度更高以及政府环境规制更强的地区更为明显。结论丰富了绿色信贷政策实施经济后果的相关研究，并从环境规制视角拓展了审计费用影响因素的文献，同时为进一步修订和完善绿色信贷政策提供了经验证据。

摘要：

以股价崩盘风险为研究视角，采用交错双重差分模型考察经营投资问责制度对国有企业风险防范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经营投资问责制度实施之后，国有企业的股价崩盘风险显著降低，而提高投资决策稳健性、降低代理成本和改善信息不透明度是经营投资问责制度发挥作用的重要机制。拓展性研究发现，经营投资问责对股价崩盘风险的抑制作用在高管激励更强、法治环境更好和行政层级更高的企业中更明显。进一步的经济后果分析发现，经营投资问责缓解股价崩盘风险后显著提升了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率。研究结论不仅为经营投资问责制度的有效性提供了新的证据，还为健全国有企业问责体系、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启示。

摘要：

以中国证券市场2004—2021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研究企业家(董事长或总经理)商会关系资本与企业代理成本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考察企业家个人声誉机制对上述关系的潜在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家商会关系能够降低企业代理成本，且企业家商会任职层级越高、任职种类越多，抑制作用越显著；当企业家拥有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政治身份以及兼任其他上市公司董事的社会身份等个人声誉时，商会关系对企业代理成本的抑制作用较弱；渠道检验发现，激励机制和监督机制是企业家商会关系作用于企业代理成本的重要渠道；进一步分析发现，企业家行业协会关系、国家及省级商会关系对代理成本的抑制作用更加明显，在非国有企业中企业家商会关系对代理成本的抑制作用更加明显。研究结论丰富和拓展了关系社会资本的微观经济后果及作用机制，为深入理解商会关系文化对微观企业决策行为的作用机制提供了初步的理论分析框架和经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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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2008—2021年华证ESG评级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究企业ESG表现对股价延迟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企业ESG表现能够有效缓解股价延迟，股票流动性水平、分析师关注和内部控制质量是企业ESG表现缓解股价延迟的重要作用路径。截面异质性分析发现：企业ESG表现对股价延迟的缓解作用在非国有企业、非政企关联企业以及审计质量较高组中更强。研究结论为提升我国资本市场信息效率提供了新的线索，为推动企业ESG实践提供了必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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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可持续发展意识不断增强，ESG表现逐渐成为企业及其利益相关者的关注重点。以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供应链合作伙伴关系下客户ESG表现对供应商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客户ESG表现改善可显著提升供应商绿色创新水平，表明客户ESG表现存在供应链传染效应。作用机制分析发现，客户ESG表现主要通过资源获取渠道和利益相关者路径影响供应商绿色创新。进一步研究发现，当客户为非污染企业、供应商为非国有性质企业，以及客户更注重在社会方面的责任履行时，客户ESG表现改善对供应商绿色创新的作用更为显著。本文基于外部合作者视角丰富了供应商企业绿色创新的相关研究，也为供应链企业如何通过ESG信息披露的传染效应实现企业绿色化转型提供了重要依据。

摘要：

基于2011—2019年中国284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公众环境关注度对绿色金融发展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公众环境关注度对绿色金融发展存在显著正向影响，这一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传导机制检验表明，公众环境关注度促进政府提高环境规制强度，进而推动绿色金融发展。调节性效应检验表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地区绿色创新水平能够正向调节公众环境关注度对绿色金融的正向影响。异质性检验表明，在中西部地区、教育水平较高、污染排放量较高、环境信息公开的地区，公众环境关注度对绿色金融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推进绿色金融发展必须激发公众对环境的关注，完善公众参与机制，提升绿色创新水平，制定差异化发展战略。

摘要：

以2000—202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研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及商业信用网络位置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面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时，企业会选择提升商业信用融资，企业的商业信用网络中心位置能够帮助企业获得更多性商业信用融资。进一步研究表明，面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时，商业信用网络中心位置的企业是通过提升企业的议价能力与系统性风险地位进而提升商业信用融资的。面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提升，商业信用网络中心位置会缓解企业对银行信用的依赖，但当企业自身能够获得银行信用青睐时，商业信用网络中心位置会进一步提升企业的商业信用。因此建议企业在经济政策不确定高时充分融入商业信用网络，以商业信用资源弥补企业的银行信用不足，同时监管当局需要合理引导优化金融资源配置，避免商业信用与银行信用资源的过度倾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