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第0卷第4期文章目次
2017(4).
摘要:
“审计入宪”是《利马宣言》提出的确保政府审计独立性和履行职责的重要命题，也是四十年来各新建国家制宪、成熟国家修宪的思想资源之一。“审计入宪”在192个联合国会员国（同时也是世界审计组织成员国）的宪法中，位置不一、归属不一、内容也不一，然而它们却是构成现代政府审计制度的重要标志之一。在一些属于“不成文宪法”的国家，或者虽有宪法却没有审计条款的国家，其审计机关依然具有独特的宪法地位。
“审计入宪”是《利马宣言》提出的确保政府审计独立性和履行职责的重要命题，也是四十年来各新建国家制宪、成熟国家修宪的思想资源之一。“审计入宪”在192个联合国会员国（同时也是世界审计组织成员国）的宪法中，位置不一、归属不一、内容也不一，然而它们却是构成现代政府审计制度的重要标志之一。在一些属于“不成文宪法”的国家，或者虽有宪法却没有审计条款的国家，其审计机关依然具有独特的宪法地位。
2017(4).
摘要:
环境政策作为公共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污染治理和环境保护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审计机关在环境政策制定、执行和终结的各个阶段发挥审计监督评价功能是环境治理的内在要求。环境政策审计能够在优化政策设计、促进政策落实、评价政策效果、服务环境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在回顾文献的基础上，基于公共政策过程，探讨了环境政策审计的作用机理，进而深入剖析现阶段环境政策审计的现实困境，从而提出完善环境政策审计的现实路径。
环境政策作为公共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污染治理和环境保护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审计机关在环境政策制定、执行和终结的各个阶段发挥审计监督评价功能是环境治理的内在要求。环境政策审计能够在优化政策设计、促进政策落实、评价政策效果、服务环境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在回顾文献的基础上，基于公共政策过程，探讨了环境政策审计的作用机理，进而深入剖析现阶段环境政策审计的现实困境，从而提出完善环境政策审计的现实路径。
2017(4).
摘要:
我国审计市场具有明显的“行政主导”印记，当政府认可“大所即高质量审计”并将其作为推动审计市场发展的重要考量因素时，大所就有可能表现出比小所更强的相机迎合政府的机会主义行为。研究发现，国际大所无论在信息披露编报规则变更节点还是在规则存续期间，都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机会主义行为。国内所在信息披露编报规则变更节点，审计质量均显著提高，且大所比小所提高得更为显著；在规则存续期间，审计质量均逐年下降，且大所比小所下降得更为显著。国内事务所表现出了较强的政策敏感性，且大所比小所更强。
我国审计市场具有明显的“行政主导”印记，当政府认可“大所即高质量审计”并将其作为推动审计市场发展的重要考量因素时，大所就有可能表现出比小所更强的相机迎合政府的机会主义行为。研究发现，国际大所无论在信息披露编报规则变更节点还是在规则存续期间，都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机会主义行为。国内所在信息披露编报规则变更节点，审计质量均显著提高，且大所比小所提高得更为显著；在规则存续期间，审计质量均逐年下降，且大所比小所下降得更为显著。国内事务所表现出了较强的政策敏感性，且大所比小所更强。
2017(4).
摘要:
借鉴英国职业资格认证管理体制和我国会计职业资格考评经验，构建了由考评内容、管理机构、考评层次三部分构成的我国内部审计人员职业资格认证考评体系，即根据内部审计的内向性服务特征和组织价值增值目标，设计了内部审计职业资格分类考评的具体内容；设置考试与培训并存的两条管理主线，通过专业化基础上的分工协作，保证内部审计人员职业资格考评的公平性和实用性；设计了以内部审计人员从业资格认证为基础、注册内部审计师执业资格认证为核心、专业技术职务认证为补充、职业资格互认为手段的完整体系。
借鉴英国职业资格认证管理体制和我国会计职业资格考评经验，构建了由考评内容、管理机构、考评层次三部分构成的我国内部审计人员职业资格认证考评体系，即根据内部审计的内向性服务特征和组织价值增值目标，设计了内部审计职业资格分类考评的具体内容；设置考试与培训并存的两条管理主线，通过专业化基础上的分工协作，保证内部审计人员职业资格考评的公平性和实用性；设计了以内部审计人员从业资格认证为基础、注册内部审计师执业资格认证为核心、专业技术职务认证为补充、职业资格互认为手段的完整体系。
2017(4).
摘要:
以独立的第三方审计监督为视角，选取2006—2014年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高管人员股权激励与审计费用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股权激励能显著降低公司的审计费用，并且这种降低主要是通过提高公司的内部控制水平来实现的。进一步区分股权激励的动机后研究发现，管理层股权激励通过提高公司内部控制水平降低审计费用的行为可能与上市公司实施的基于激励型动机的股权激励有关。上述研究表明，审计人员可能根据被审计单位的内部控制水平来识别管理层股权激励的动机，进而寻求不同的审计收费补偿，这样所传递的信号有助于投资者更加准确地识别管理层股权激励的动机。
以独立的第三方审计监督为视角，选取2006—2014年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高管人员股权激励与审计费用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股权激励能显著降低公司的审计费用，并且这种降低主要是通过提高公司的内部控制水平来实现的。进一步区分股权激励的动机后研究发现，管理层股权激励通过提高公司内部控制水平降低审计费用的行为可能与上市公司实施的基于激励型动机的股权激励有关。上述研究表明，审计人员可能根据被审计单位的内部控制水平来识别管理层股权激励的动机，进而寻求不同的审计收费补偿，这样所传递的信号有助于投资者更加准确地识别管理层股权激励的动机。
2017(4).
摘要:
我国的十三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了“探索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建立实物量核算账户”的要求。森林作为重要的自然资源资产，其平衡表的编制对于实现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的目标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试图参考国际上相关的前沿理论与实践经验来探讨我国森林资源平衡表的编制思路。文章首先梳理了澳大利亚环境会计报表以及联合国发布的环境经济核算体系（SEEA2012）中森林资源平衡表的设置结构；继而又分析了我国目前已公开的森林资源统计表格的特点；在此后，文章将我国森林资源核算表格的现状与澳大利亚及SEEA的表格进行对比，并总结出我国森林资源表格存在的不足；最后，据此提出结论“我国应该借鉴SEEA的思路和澳大利亚的实践经验，结合我国森林资源管理的特点，编制既与国际趋同又符合本国国情的森林资源平衡表体系”。
我国的十三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了“探索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建立实物量核算账户”的要求。森林作为重要的自然资源资产，其平衡表的编制对于实现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的目标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试图参考国际上相关的前沿理论与实践经验来探讨我国森林资源平衡表的编制思路。文章首先梳理了澳大利亚环境会计报表以及联合国发布的环境经济核算体系（SEEA2012）中森林资源平衡表的设置结构；继而又分析了我国目前已公开的森林资源统计表格的特点；在此后，文章将我国森林资源核算表格的现状与澳大利亚及SEEA的表格进行对比，并总结出我国森林资源表格存在的不足；最后，据此提出结论“我国应该借鉴SEEA的思路和澳大利亚的实践经验，结合我国森林资源管理的特点，编制既与国际趋同又符合本国国情的森林资源平衡表体系”。
2017(4).
摘要:
选取2006—2014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资料，研究了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股权质押是股东面临资金缺口，存在较强融资约束的重要信号。研究发现：（1）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企业研发投入之间显著负相关；（2）金字塔控制层级越长，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企业研发投入之间的负向关系越显著；（3）在其他大股东股权质押的情况下，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企业研发投入之间的负向关系越显著。本文从委托代理角度不仅揭示了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机制，也为加强投资者保护提供了经验证据。
选取2006—2014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资料，研究了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股权质押是股东面临资金缺口，存在较强融资约束的重要信号。研究发现：（1）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企业研发投入之间显著负相关；（2）金字塔控制层级越长，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企业研发投入之间的负向关系越显著；（3）在其他大股东股权质押的情况下，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企业研发投入之间的负向关系越显著。本文从委托代理角度不仅揭示了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机制，也为加强投资者保护提供了经验证据。
2017(4).
摘要:
政府补助作为政府通过资源再分配进行经济干预的方式之一，在弥补市场缺陷、刺激经济发展、贯彻产业政策等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国内现有文献对政府补助的研究主要从资源配置的影响因素以及补助对公司绩效的影响等角度展开。鉴于投资在公司经营和价值创造中的重要意义，以投资为切入点，探讨中国制度环境下政府补助与投资效率的关系，我们的研究发现，对于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的国有企业而言，政府补助有助于缓解投资不足；而对于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的民营企业而言，政府补助会加剧投资过度。本文丰富了政府补助与投资效率关系的文献，也为财政资源分配提供政策启示。
政府补助作为政府通过资源再分配进行经济干预的方式之一，在弥补市场缺陷、刺激经济发展、贯彻产业政策等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国内现有文献对政府补助的研究主要从资源配置的影响因素以及补助对公司绩效的影响等角度展开。鉴于投资在公司经营和价值创造中的重要意义，以投资为切入点，探讨中国制度环境下政府补助与投资效率的关系，我们的研究发现，对于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的国有企业而言，政府补助有助于缓解投资不足；而对于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的民营企业而言，政府补助会加剧投资过度。本文丰富了政府补助与投资效率关系的文献，也为财政资源分配提供政策启示。
2017(4).
摘要:
以2003—2014年的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产品市场竞争的角度考察了企业慈善捐赠是否具有战略效应。研究发现，慈善捐赠与企业在产品市场的竞争强度显著正相关，以宗教文化作为工具变量等方法缓解内生性问题后，这一正相关关系依旧成立。广告营销、产品创新会强化企业慈善捐赠的产品市场竞争效应；但是在受地震冲击年份，企业慈善捐赠的产品市场竞争效应相对较弱；相对于国有控股企业，非国有控股企业的慈善捐赠行为在产品市场的竞争效应更强。进一步分析表明，企业管理层一般都能识别慈善捐赠可能形成的产品市场竞争效应，表现在当地区的新产品上市更多时、企业的产品与消费者直接接触时，企业的慈善捐赠行为更加积极。
以2003—2014年的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产品市场竞争的角度考察了企业慈善捐赠是否具有战略效应。研究发现，慈善捐赠与企业在产品市场的竞争强度显著正相关，以宗教文化作为工具变量等方法缓解内生性问题后，这一正相关关系依旧成立。广告营销、产品创新会强化企业慈善捐赠的产品市场竞争效应；但是在受地震冲击年份，企业慈善捐赠的产品市场竞争效应相对较弱；相对于国有控股企业，非国有控股企业的慈善捐赠行为在产品市场的竞争效应更强。进一步分析表明，企业管理层一般都能识别慈善捐赠可能形成的产品市场竞争效应，表现在当地区的新产品上市更多时、企业的产品与消费者直接接触时，企业的慈善捐赠行为更加积极。
2017(4).
摘要:
选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实证分析家庭房产财富与家庭消费的关系，理论上区分了家庭房产财富的存量与流量，分别从存量的住房资产价值与流量的住房资产价格两个方面来探讨它们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借鉴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思想，将家庭消费按层次划分为四大类，同时充分考虑家庭异质性，按家庭住房产权归属、家庭拥有住房套数和家庭所属地区对样本进行分类，详细对比分析了家庭消费与家庭住房资产价值与价格之间关系及其存在的结构性差异。实证结果显示：家庭住房资产只存在微弱的“资产效应”，而作为住房“负资产”的住房负债则会带来较强的“负债效应”；另外，家庭所在社区商品房价格上涨并不存在“财富效应”，但房价上涨较快地区，房价上涨会通过“替代效应”增加非自有住房家庭的消费。
选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实证分析家庭房产财富与家庭消费的关系，理论上区分了家庭房产财富的存量与流量，分别从存量的住房资产价值与流量的住房资产价格两个方面来探讨它们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借鉴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思想，将家庭消费按层次划分为四大类，同时充分考虑家庭异质性，按家庭住房产权归属、家庭拥有住房套数和家庭所属地区对样本进行分类，详细对比分析了家庭消费与家庭住房资产价值与价格之间关系及其存在的结构性差异。实证结果显示：家庭住房资产只存在微弱的“资产效应”，而作为住房“负资产”的住房负债则会带来较强的“负债效应”；另外，家庭所在社区商品房价格上涨并不存在“财富效应”，但房价上涨较快地区，房价上涨会通过“替代效应”增加非自有住房家庭的消费。
2017(4).
摘要:
］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视角，研究CNY、CNH和NDF市场间的价格传导机制，检验其均值溢出效应及风险溢出效应的存在性，发现并解释其异质特征，剖析CNH市场对CNY市场、NDF市场对CNH市场价格引导作用的微观机理，给出了实证证据。研究发现：这三个市场的波动丛集现象显著且逐渐趋弱；随着时间推移，当下波动对未来市场波动的影响趋缓，但风险和损失对市场冲击的持续期变长。研究还表明：境内外人民币即期汇差存在自动收敛的机制，价格将趋向一致，尽管汇差的收敛速度和波动分别随时间推移加快和收窄，但收敛缓慢、波动较大且在一段时间内保持较高水平，预期和套利机制仍不能充分发挥市场信息传导功能。CNY市场缺乏对离岸CNH市场和NDF市场的价格引导作用，人民币汇率价格从离岸向境内市场传递，离岸市场对境内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随人民币市场化和国际化发展逐渐完善，但溢出效应存在滞后性且反馈周期较长。
］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视角，研究CNY、CNH和NDF市场间的价格传导机制，检验其均值溢出效应及风险溢出效应的存在性，发现并解释其异质特征，剖析CNH市场对CNY市场、NDF市场对CNH市场价格引导作用的微观机理，给出了实证证据。研究发现：这三个市场的波动丛集现象显著且逐渐趋弱；随着时间推移，当下波动对未来市场波动的影响趋缓，但风险和损失对市场冲击的持续期变长。研究还表明：境内外人民币即期汇差存在自动收敛的机制，价格将趋向一致，尽管汇差的收敛速度和波动分别随时间推移加快和收窄，但收敛缓慢、波动较大且在一段时间内保持较高水平，预期和套利机制仍不能充分发挥市场信息传导功能。CNY市场缺乏对离岸CNH市场和NDF市场的价格引导作用，人民币汇率价格从离岸向境内市场传递，离岸市场对境内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随人民币市场化和国际化发展逐渐完善，但溢出效应存在滞后性且反馈周期较长。
2017(4).
摘要:
利用2012—2016年第二季度我国企业年金集合计划投资组合（权益类、固定收益类）的数据，采用了多种方法评价其投资绩效，包括基于超额收益和风险调整收益的评价以及基于DEA模型的效率分析，在此基础上，分别从时间维度考察了绩效的持续性，从“空间”维度检验了其规模效应。Spearman秩相关系数、双向表法及计量回归结果显示：固定收益类组合绩效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持续性（正相关关系）和显著的规模效应，而对于权益类组合，我们很难得出此种结论。最后，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政策建议。
利用2012—2016年第二季度我国企业年金集合计划投资组合（权益类、固定收益类）的数据，采用了多种方法评价其投资绩效，包括基于超额收益和风险调整收益的评价以及基于DEA模型的效率分析，在此基础上，分别从时间维度考察了绩效的持续性，从“空间”维度检验了其规模效应。Spearman秩相关系数、双向表法及计量回归结果显示：固定收益类组合绩效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持续性（正相关关系）和显著的规模效应，而对于权益类组合，我们很难得出此种结论。最后，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政策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