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摘要:国家审计的实践发展呼唤建立国家审计一级学科。国家审计学科建设既受到国家审计实践属性影响，又受到国家审计科学研究纲领制约。国家审计的实践属性是政治性与技术性的结合，政治性是其本质属性。国家审计的学科定位是一门具有交叉性的应用型学科；学科属性是一门独立的、与政治学学科联系密切的、属于法学门类的一级学科；学科设置除了包括常规的“国家审计学科、社会审计学科、内部审计学科、审计技术与方法”之外，还应增设“审计政治学、审计管理学和国际审计学科”共七个二级学科；同时，积极完善国家审计学科规范和方法论，即大力培养国家审计学科的学术共同体，通过多方合作、多学科融合与多元方法综合，形成国家审计学科建设的合力。这七个方面共同构成了国家审计学科建设论纲。

摘要:基于国家审计视角，在概述中央政府推动国家监察委员会制度变革现实背景的基础上，分析我国推行监察委员会制度创新的多元动因，剖析影响制度施行的潜在障碍因素，结合新时代社会发展环境与国家治理目标要求，提出推动充分融入国家审计职能的监察委员会制度改革目标落实的实施路径与政策建议，在国家监察委制度创新进程中充分认识并发挥国家审计机构的独特专业监督功能与特长，优化配置国家审计监督资源，担当起反腐败利剑的重任，充分吸收与运用国家审计机关的监督效能，集中各层面社会监督力量的优势，分阶段、分步骤，平稳推进实施战略，保障建立高效反腐长效机制预定目标的顺利实现。

摘要:以2012年十八大以来的铁腕反腐为视角，研究了2010—2015年间腐败治理对我国沪深两市1612家上市公司审计费用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腐败治理与审计费用呈显著的正向关系，且对国有企业的影响超过了非国有企业；法律环境与审计费用同样呈现显著的正向关系；但是，腐败治理效果对法律环境的改善存在一定的滞后或不足。在此基础上提出，腐败治理可能抑制企业寻租动机，促使企业摆脱非市场化的政治关联依赖，从而转向公平竞争、法治化、市场化的经营发展模式；同时要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进而维护“海晏河清、朗朗乾坤”的社会氛围。

摘要:以2004—2016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并购事件为样本，研究并购双方共享审计师对并购绩效的影响，并考察了信息不对称程度对两者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并购双方共享审计师能显著提高并购方及目标方的并购绩效；对于信息不对称程度更大的跨行业、跨地域并购事件，共享审计对并购绩效的正向影响更为显著。进一步检验发现共享审计可以显著降低并购双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进而导致较低的并购溢价。

摘要:以2012—2016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讨管理层权力在审计委员会内部对审计委员会治理效力所产生的影响。研究发现，审计委员会权力侵蚀对上市公司盈余质量有显著的负向作用，而管理层激励可以调节审计委员会权力侵蚀与盈余质量之间的负向关联。这表明上市公司治理机制失衡与管理层干涉会削弱审计委员会的治理效力，但有效的激励机制可以缓解管理层的自利行为及其对审计委员会的操控。研究结论表明，企业应当规范治理结构、协调制衡机制，监督独立、制衡有效是公司健康有效运行和维护中小股东利益的重要前提。

摘要:基于空间异质性视角，运用新经济地理学理论，探讨审计师的地理距离是否影响企业内部控制质量，并考察时间距离、审计师特征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审计师地理距离会显著影响企业内部控制有效性；时间距离的缩短有助于提高与审计师距离较远企业的内部控制质量；具有“四大”特征的审计师亦能减弱地理距离效应。研究结论丰富了内部控制有效性影响因素的研究；对企业、内控鉴证机构以及政府部门加强内控建设、评价及监管均具有一定的借鉴与参考价值，并进一步验证了高铁对企业经济行为具有正外部效应。

摘要:基于行为财务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研究了管理者文本信息操纵和数字信息操纵之间的关系。以我国2010—2016年间A股上市公司年报为研究对象，借助网络爬虫（Web Crawler）提取并分析年报中的管理层语调。研究发现：管理者在年报中的语调操纵对盈余管理起到了配合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语调操纵对盈余管理的配合效应将随着非效率投资程度的增加而增强。研究结论表明，管理者的数字信息操纵和文本信息操纵是相互配合的，它们共同起到了掩盖管理者动机的目的。

摘要:以企业社会责任信息为切入点，探究企业关键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响应过程并检验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的披露效应。在计划行为理论基础上，构建了企业社会责任信息与消费者、求职者和投资者行为意向关系的概念模型。采用情景设计和调查问卷方法获取研究数据，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对购买意向、求职意向和投资意向具有直接影响。信息可信度在企业社会责任信息与利益相关者行为意向关系中具有调节作用。

摘要:检验了会计重述的可靠性，分析较低的重述概率是由于会计差错少还是有错不报。构建了衡量错报风险的模型并计算出了上市公司的错报风险指数，通过研究重述对错报风险的敏感度，发现两者相关性较弱，即上市公司存在隐藏差错、有错不改的机会主义行为；进一步分析发现，法律环境影响了公司所做的重述选择，处在较强法律环境中的公司重述较少，但能够及时更正并披露差错；所处法律环境较弱的上市公司重述率高，并且存在有错不报的机会主义行为；当公司存在重大错报风险时，较强的法律环境有助于公司更正并披露会计违规。研究结论表明，重述与财务报告质量的正向关系取决于公司是否有可靠的差错识别与披露机制。

摘要:利用2015年我国900家上市公司数据，基于分位数回归和分位数分解分析了外部经理人市场和内部治理结构对企业应计和真实盈余管理的替代或互补作用。研究发现：（1）东部企业的盈余管理的策略选择不仅依赖于外部治理环境，还会受到自身盈余管理目标的影响；（2）在声誉机制下，外部经理人市场催生了东部企业经理人通过降低盈余管理获取短期利润的动机；（3）外部经理人市场和公司内部治理对应计和真实盈余管理的影响具有互补效应。

摘要:以强可持续为视角，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将金融结构、产业结构、政府干预和对外开放程度通过全要素生产率纳入经济增长核算框架，并结合物质资本、人力资本、能源消耗和环境损耗，对中国1981—2014年间经济的长期增长与短期波动进行动态解析。研究发现，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呈“U”型关系，产业结构和对外开放与经济增长呈倒“U”型关系；物质资本和能源消耗依旧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而人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贡献较小，环境损耗不利于经济增长；虽然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小，但却是经济波动的重要来源。

摘要:基于最优金融结构视角，使用2001—2015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利用门槛模型对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非线性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金融结构在不同地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效果具有异质性，只有地区发展水平跨越一定的门槛值之后，金融结构市场导向的增强才能显著促进经济增长；经济发展水平与市场化水平越高、法治环境越完善，金融结构市场化的经济增长效应越显著；适度的金融发展水平有利于促进金融结构市场化的经济增长效应，金融发展过度时，金融结构市场导向的增强对经济增长促进作用不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