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摘要:通过入围招标、设置中介机构备选库等方式，各级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对国有企业审计市场实施了隐性的准入管制。利用国有上市公司和证券资格所2007—2015年的数据，发现国资委的入围招标并不能实现信息的充分利用，获得国资委准入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简称入围事务所）以业绩配对的操控性应计项目绝对值和非标准审计意见衡量的审计质量，并不显著高于未入围的会计师事务所；然而，同期名牌事务所与非名牌事务所相比却具有显著更高的审计质量，这一质量差异在利用倾向得分配对（PSM）方法控制了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之后仍然存在。研究发现表明，市场自发形成的审计师声誉是比政府授予的准入资格更可靠的审计质量信号，国资委对于国有企业审计市场的准入管制并未达到预期的政策目的。

摘要:基于经营风险理论，结合中国转轨时期经济制度背景，利用2001—2008年中国制造业关税数据和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财务报表数据，检验中国加入WTO后，关税削减导致的进口竞争对审计收费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发现，上市公司面临的进口竞争对审计收费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上市公司面临的进口竞争越大，审计收费越高。进一步研究发现，当上市公司为国企、所在行业集中度高时，进口竞争均导致审计费用增加。以上结论表明，基于经营风险效应，上市公司在面临进口竞争时，会对审计收费产生影响。

摘要:以我国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2011—2016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计算可操纵性应计利润衡量审计质量，使用上市公司违规数据衡量经营和交易违规风险与虚假披露风险，考察网络媒体关注的风险抑制作用。研究发现：网络媒体关注度与审计质量具有风险抑制效应，且网络媒体关注对风险的抑制作用更显著；进一步地，网络媒体关注可通过提高审计质量来抑制企业违规风险，审计质量在网络媒体关注与风险抑制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

摘要:从地理经济学视角分析审计师的地理区位特征对上市公司股价信息含量的可能影响，利用2004—2013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实证检验了审计师与客户间的地理距离对客户公司股价信息含量的经验影响关系，并进一步考察了证券分析师与审计监督两种中介组织间的交互效应。研究发现：（1）审计师与客户公司间的地理距离越小，客户公司的股价信息含量越低，因为在中国当前经济社会背景下，地理邻近对审计师独立性的消极影响要强于其对审计师专业胜任能力的积极影响，这导致审计师审计质量降低，影响客户公司股价信息含量；（2）证券分析师对客户公司的关注程度越高，审计师的地理邻近性对客户公司股价信息含量的负面影响越弱，表明证券分析师与外部审计之间主要呈现一种相互替代的关系，证券分析师可以作为一种有效的补充监督机制。

摘要:信息不对称程度较高时，董事高管责任保险（D&O保险）常常引发管理层更多的机会主义行为，这会影响审计师对于被审计单位的风险预期和审计定价。以我国2007—2016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D&O保险的购买对于公司审计费用的影响。研究发现，购买D&O保险会增加公司的审计费用；同时我们还发现，在低市场化程度以及高盈余管理的条件下，D&O保险与公司审计费用的正相关关系更加明显；进一步分析D&O影响公司审计费用的内在机理后发现，D&O保险、公司诉讼风险和公司审计费用之间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这说明D&O保险是通过公司诉讼风险进而影响审计费用的。

摘要:以A股市场2006—2012年IPO公司为研究对象，探讨异常审计费用与审计质量的相关性及其在IPO定价中的作用。结果发现：对全样本，异常审计费用与IPO抑价水平显著负相关，与可操纵性应计利润的绝对值和股票上市后的长期市场表现不相关；当考虑异常审计费用的方向时，正的异常审计费用与IPO抑价水平、可操纵性应计利润的绝对值显著负相关，与股票上市后的长期市场表现显著正相关，而负的异常审计费用与三者的相关性均不显著。这表明作为会计师事务所努力程度的体现，正的异常审计费用不会损害审计质量，相反在一定程度上能提升审计质量。因此，监管部门应更多地关注审计收费不足所存在的风险。

摘要:检验了企业的设定受益型企业年金（DB计划）与企业投资效率之间的关系，以此揭示中国情境下企业年金的公司治理作用。利用手工收集的2013—2016年参与DB计划的A股上市公司数据，并通过倾向评分匹配法为实施DB计划的企业筛选出对照组样本，以此来控制样本自选择问题。研究发现：实施DB计划的企业相较于未实施DB计划的企业，具有更高的投资效率。对两条可能的作用机制的检验发现，在股东高管代理冲突更严重组中，DB计划降低非效率投资的效果更明显，表明其通过激励机制起作用；在破产威胁更严重组中，DB计划降低非效率投资的效果更明显，表明其通过利益趋同机制起作用。研究结论对于进一步认清DB计划的实施收益具有重要的意义。

摘要:以2009—2016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为研究样本，对不同类型企业的劳动力成本上升与研发投入的关系进行分析比较。研究发现，在不同类型的企业中，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进一步研究发现，融资约束抑制了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于企业研发费用投入的驱动作用，企业较多的现金持有量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这种驱动作用。将经济理论与企业财务相联结，研究企业产业升级与企业现实财务状况的关系，从理论层面丰富了经济学领域生产要素相互替代的理论文献，从实践层面可以为处于转型期的中国不同类型的企业产业升级决策提供实证借鉴。

摘要:我国2014年7月1日开始实施的《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以下简称CAS 39），要求上市公司强制分层披露公允价值信息。在此背景下，选取2012—2015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考察强制分层披露是否提高了公允价值信息的决策有用性。研究发现：（1）在我国资本市场中，投资者对CAS 39的实施予以正向反应，表明强制分层披露从整体上增强了投资者对公允价值的信心。（2）CAS 39的实施提高了公允价值资产的价值相关性，但并未提升公允价值负债与股价的相关性。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公允价值负债项目所占比重较小，导致股价对它的变化反应不敏感。（3）具体而言，对于公允价值资产，投资者选择相信第一和第二层次，对第三层次的反应并不敏感，此外第一层次公允价值资产的价值相关性并没有显著高于第二层次。对于公允价值负债，三个层次均不具有价值相关性，从经济意义上看，投资者并没有利用公允价值负债信息做出相应决策。

摘要:以京津冀上市公司2006—2015年的数据为样本，实证分析所有权结构、股权激励对非效率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样本公司里，股权激励机制的实施频率并不高，但股权激励的实施对非效率投资的发生确实起到了约束效果。代表所有权结构的股权集中度、机构投资者持股占比和管理层持股比例三个因素，虽然各自对非效率投资起到的作用不尽相同，但整体来看，有效合理的比例分配有助于改善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资问题。另外，所有权结构中不同身份的股东对公司股权激励实施与否的影响也有所不同，其中管理层更支持该激励机制的实施

摘要:外资进入东道国会产生不同类型的技术溢出效应，本地企业选择不同的技术进步路径，对制造业结构优化的作用不同。将制造业分为高端、中端和低端技术制造业，利用1998—2014年我国30个地区制造行业数据，采用高端技术制造业产值与中端技术制造业产值的比例测度制造业结构的高度化，基于劳动生产率的视角测算泰尔指数以反映制造业结构的合理化水平，并运用动态面板（GMM）进行实证检验表明：模仿效应对制造业结构的高度化和合理化具有负面作用；竞争效应也抑制了制造业结构优化；进一步利用固定资产测度制造业结构的高度化，人均固定资产测度泰尔指数，实证检验结果是一致的，因此估计结果是稳健的。

摘要:构建了多国模型中双边增加值贸易的解构模型，并利用2016年发布的世界投入产出表测算了2000—2014年中美56个产业部门的双边增加值贸易及总值贸易的数据，结合中美贸易失衡的扭曲程度指标的构建与测算，从总体和结构两个层面对中美增加值贸易进行了失衡分析和全球价值链地位分析，还原了中美双边贸易的真实状态。结果显示，总体上，双边总值贸易失衡比增加值贸易失衡平均每年高估了20.17%；美国出口中的回流比重呈现下降的趋势，而中国出口中的回流比重则是逐年上升；自2010年起中国出口中的国外增加值率逐渐下跌，而国内增加值率开始上升，这表明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正在改善。结构上，中国对美国各行业增加值贸易以顺差为主；制造业的双边总值贸易失衡比增加值贸易失衡平均每年高估了96.30%，并且中国主要制造业部门对美国的增加值贸易出口均小于总值贸易出口，这说明中国制造业总体上仍然需要继续提升其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位置；在新兴服务部门，美国相对中国处于全球价值链上游，而在建筑业和一些传统服务部门，中国相对美国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上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