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摘要:审计是党和国家、各类组织监督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依法监督经济权力行使的制度安排，具有鲜明的法学学科属性。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迫切需要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计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构建现代审计人才培养体系。审计学具有确定的研究对象，形成了相对独立、自成体系的理论、知识基础和研究方法，已经具备设置为一级学科的条件，应该在法学学科门类下增列审计学一级学科。

摘要:以2015—2017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借助中介效应的检验方法，发现交易所发放年报问询函显著降低了当年审计报告的激进性，提升了审计质量，且这种提升作用并不限于问询函中被“点名”的审计事务所；年报问询函分别通过信息效应和监督效应提升审计质量，但监督效应占主导。

摘要:以1999—2016年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检验了非国有大股东对国企审计师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非国有大股东降低了国企选择本地小所的概率，发挥了治理效应;非国有大股东相对力量越强，其治理效应发挥得越充分，对国企选择本地小所的抑制作用越明显;此外，非国有大股东对审计师选择的影响在地方国企和竞争性国企中体现得更加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非国有大股东提升了公司的审计质量。

摘要:以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对客户公司避税程度与审计师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研究发现：第一，当客户公司避税程度低时，随着公司避税程度的增加，客户公司被审计师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可能性下降；当客户公司避税程度高时，随着避税程度的增加，客户公司被审计师出具非标审计意见的可能性上升。第二，当审计师来自大型会计师事务所时，在避税程度最高的分位数样本中，客户公司被出具非标审计意见的可能性更大。第三，公司有较高的机构投资者持股情况下，在避税程度较低的分位数样本中时，审计客户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可能性更小。研究发现表明，公司避税与审计意见之间呈非线性关系，审计师能够识别客户公司的避税行为对企业价值的影响。

摘要:以2011—2016年间发布社会责任报告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社会责任报告鉴证对审计风险与审计费用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社会责任表现越好，审计风险与审计费用越低；社会责任报告鉴证总体上未能降低审计风险和审计费用，但由会计师事务所实施的社会责任报告鉴证、依据规范的鉴证以及连续开展的鉴证可以显著降低审计风险和审计费用；国有企业与敏感性行业的企业开展社会责任报告鉴证可以显著降低审计风险和审计费用，但目前对于强制发布社会责任报告的企业，鉴证的这一效用并不明显。

摘要:利用2008—2016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考察员工股权激励对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员工股权激励与内部控制质量显著正相关；整体来看，股权激励计划的实施有助于提升企业内部控制质量。员工股权激励对内部控制质量的提升作用同时体现在对内部控制要素和内部控制目标的影响上。具体而言，一方面员工股权激励能够促进控制环境、控制活动以及信息与沟通要素发挥作用，另一方面员工股权激励还有助于促进内部控制战略目标和经营目标的实现。进一步分析发现，员工股权激励对内部控制的促进作用在市场化水平更低、行业竞争程度更高的公司中更加显著。这说明，当企业面临的外部环境条件不利于企业实现股权激励计划设定的业绩目标时，激励对象可能会致力于改善公司的内部环境，通过促进内部控制质量的提升来为业绩目标的实现提供内部环境保障和内源动力。

摘要:以2010—2015年创业板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面板数据及其稳健性标准误修正模型研究了治理结构、R&D投入与企业绩效三者的逻辑联系。实证结果表明：国有持股负向影响企业的R&D投入，股权制衡度正向影响企业的R&D投入，股权集中度、高管持股水平与R&D投入呈非线性关系；高管股权激励的“利益趋同效应”与“壕沟防御效应”共同调节政府补助对企业R&D投入的作用路径；R&D活动具有滞后效应，负向影响当期的企业绩效，但是对滞后两期的绩效水平有显著正向作用。优化公司治理结构，从根源上解决代理问题，是提高研发效率进而促进企业稳健发展的基本路径。

摘要:征收环境税，内在化环境成本，会倒逼企业绿色创新以实现涵盖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在内的综合效益吗？基于波特假说的理论基础，以2007—2015年中国沪深A股工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环境税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环境税显著地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并呈现滞后性特征，即当期环境税显著地提高企业下期和下下期的绿色创新水平。拓展性检验与分析后发现，环境税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国有企业、大规模企业、低融资约束企业中。研究结论在理论上丰富了环境税经济后果研究和企业绿色创新影响因素研究的文献，在实践上为完善中国环境税制和提高企业绿色创新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摘要:从居民福利最大化视角，分析地方政府负债与居民福利之间的关系。地方政府负债通过“净收入效应”和“环境污染效应”的作用机制，从而对地区居民福利产生非线性影响。实证研究表明，地方债增长与居民福利存在倒“U型”关系，即在地方债增长超过转折点以后，地方债务增加使得居民福利下降。分地方债务发展阶段看，2005年之前最优居民福利的地方债增长转折点大于2005年之后最优居民福利的地方债增长转折点。分城镇地区和乡村地区看，城镇居民最优福利的地方债增长转折点小于乡村居民最优福利的地方债增长转折点。

摘要:科学测算房地产交易市场买卖双方议价能力对市场价格形成的影响作用，是当前政府制定“因地施策”宏观调控机制的重要前提。采用双边随机边界模型，考察房地产交易环节中买卖双方议价能力的差异,结果表明：（1）买卖双方讨价还价因素对商品房销售价格的最终形成存在显著影响；（2）从全国平均水平看，对于整体市场以及住宅、写字楼和商铺等细分市场，卖房者议价能力在双方讨价还价过程中占主导地位，但买方议价能力的影响作用也不容忽视；（3）从一线、新一线、二线和三线城市角度看，除了一线城市商铺市场以及三线城市总体城市、住宅市场和写字楼市场外，其他均处于卖方市场阶段。

摘要:依托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带动制造业生产效率的提升，对于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05-2016年中国239个城市层面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面板计量模型（SEM和SAR），并且构建地理邻接与地理距离两种空间权重矩阵，实证分析了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效率的提升作用。研究表明，生产性服务业不仅可以提升本地区的制造业效率，而且通过空间溢出效应提升其邻近地区的制造业效率。各个区域的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效率的提升作用存在一定的差异，其中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提升作用明显高于其他地区，而中部地区的提升作用最小，并且中部地区的空间溢出效应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