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第0卷第3期文章目次
2019(3).
摘要:
基于审计署发布的国家审计公告，以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国家审计行为及审计公告揭示力度对企业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研究发现：首先，国家审计行为能够促进被审计央企的创新投入强度，同时国家审计公告揭示的违规问题越严重，对被审计央企创新投入程度的促进作用越强，且促进作用在高管隐性腐败程度高的公司中更为显著；其次，与单次审计相比，二次审计对创新投入强度的促进作用并无显著差异；最后，国家审计对创新投入强度的促进作用在同行业国企中有一定的传染效应。
基于审计署发布的国家审计公告，以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国家审计行为及审计公告揭示力度对企业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研究发现：首先，国家审计行为能够促进被审计央企的创新投入强度，同时国家审计公告揭示的违规问题越严重，对被审计央企创新投入程度的促进作用越强，且促进作用在高管隐性腐败程度高的公司中更为显著；其次，与单次审计相比，二次审计对创新投入强度的促进作用并无显著差异；最后，国家审计对创新投入强度的促进作用在同行业国企中有一定的传染效应。
2019(3).
摘要:
采用2009—2016年间30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审计机关数据，实证发现：国家审计能够通过监督和信息保障功能促进公众参与的实现，政府信息公开在这一进程中充当部分桥梁和媒介的作用，且政府执政效率越高，审计独立性受影响就越小，国家审计对公众参与的促进效果也越好。进一步研究表明，国家审计在不同领域间对公众参与的促进程度具有异质性，国家审计促进公众参与的主要机制以及在有限的审计资源下审计机关应关注的重点方向。
采用2009—2016年间30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审计机关数据，实证发现：国家审计能够通过监督和信息保障功能促进公众参与的实现，政府信息公开在这一进程中充当部分桥梁和媒介的作用，且政府执政效率越高，审计独立性受影响就越小，国家审计对公众参与的促进效果也越好。进一步研究表明，国家审计在不同领域间对公众参与的促进程度具有异质性，国家审计促进公众参与的主要机制以及在有限的审计资源下审计机关应关注的重点方向。
2019(3).
摘要:
以如何从修改审计法的角度实现审计监督转型为基点，试图从审计信息公开制度、审计监督问责制度、审计监督成果转化制度三方面的法律制度建设，为多角度突破审计监督效果的固有局限提供制度保障，亦即达成审计全覆盖战略目标的三个着力点。通过这些法律制度跟进举措的贯彻，力求使新格局下的审计监督与国家监察在反腐败领域发挥协同作用。
以如何从修改审计法的角度实现审计监督转型为基点，试图从审计信息公开制度、审计监督问责制度、审计监督成果转化制度三方面的法律制度建设，为多角度突破审计监督效果的固有局限提供制度保障，亦即达成审计全覆盖战略目标的三个着力点。通过这些法律制度跟进举措的贯彻，力求使新格局下的审计监督与国家监察在反腐败领域发挥协同作用。
2019(3).
摘要:
以2009—2017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实物期权理论，在审计意见与企业投资活动的基础上考察审计意见对实物期权价值的影响，进一步探讨了审计意见的监督和信号传递功能对企业未来价值的影响。研究发现，审计意见传递负面信号时，增强融资约束，降低企业投资支出规模，并通过抑制投资过度提高投资效率；进一步研究发现，在衡量企业增长期权价值时，企业有较高盈利能力时，审计意见所传递的正面信号能显著增加企业的增长期权。同时，在衡量企业清算期权价值时，审计意见所传递的正面信号则能显著增加盈利能力较差企业的清算期权。这为审计意见具有提升企业未来价值进而促进提高社会经济资源的配置效率之功能与作用提供了经验证据。
以2009—2017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实物期权理论，在审计意见与企业投资活动的基础上考察审计意见对实物期权价值的影响，进一步探讨了审计意见的监督和信号传递功能对企业未来价值的影响。研究发现，审计意见传递负面信号时，增强融资约束，降低企业投资支出规模，并通过抑制投资过度提高投资效率；进一步研究发现，在衡量企业增长期权价值时，企业有较高盈利能力时，审计意见所传递的正面信号能显著增加企业的增长期权。同时，在衡量企业清算期权价值时，审计意见所传递的正面信号则能显著增加盈利能力较差企业的清算期权。这为审计意见具有提升企业未来价值进而促进提高社会经济资源的配置效率之功能与作用提供了经验证据。
2019(3).
摘要:
海外经历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企业会计审计行为，但当前海归高管如何影响审计师选择问题尚未引起关注。基于此，选择2010—2016年中国资本市场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①海归高管更加倾向于选择国际“四大”；②当代理成本增加时，海归高管选择国际“四大”的倾向更强；③国有产权性质强化了海归高管选择国际“四大”的动机。结合以上研究结论和进一步补充测试中海归高管影响代理成本和海归高管通过审计师选择影响企业价值的两大检验结果，基本上证实代理成本是驱动海归高管选择国际“四大”的动因。
海外经历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企业会计审计行为，但当前海归高管如何影响审计师选择问题尚未引起关注。基于此，选择2010—2016年中国资本市场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①海归高管更加倾向于选择国际“四大”；②当代理成本增加时，海归高管选择国际“四大”的倾向更强；③国有产权性质强化了海归高管选择国际“四大”的动机。结合以上研究结论和进一步补充测试中海归高管影响代理成本和海归高管通过审计师选择影响企业价值的两大检验结果，基本上证实代理成本是驱动海归高管选择国际“四大”的动因。
2019(3).
摘要:
以2010—2016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了董事的会计师事务所经历与审计师选择的关系。研究发现，拥有会计师事务所经历的董事更愿意选择“小所”作为公司的社会审计机构，且拥有该经历的董事人数越多、比例越高，选择“小所”的倾向越大，在非国企和独董样本中这一关系更为显著。考虑事务所从业经验的影响后发现，从业经验的丰富程度会进一步影响审计师选择，表现为“大所”经历、事务所工作级别高、事务所任职个数多时均倾向选择“小所”。经验证据表明具有会计师事务所经历的董事对于审计师选择存在着替代效应。
以2010—2016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了董事的会计师事务所经历与审计师选择的关系。研究发现，拥有会计师事务所经历的董事更愿意选择“小所”作为公司的社会审计机构，且拥有该经历的董事人数越多、比例越高，选择“小所”的倾向越大，在非国企和独董样本中这一关系更为显著。考虑事务所从业经验的影响后发现，从业经验的丰富程度会进一步影响审计师选择，表现为“大所”经历、事务所工作级别高、事务所任职个数多时均倾向选择“小所”。经验证据表明具有会计师事务所经历的董事对于审计师选择存在着替代效应。
2019(3).
摘要:
结合我国实体企业“产融结合”和“脱实向虚”共存的现状，验证实体企业金融化对审计定价的影响及其内部作用机制。研究结果发现：实体企业金融化导致审计定价提升。其作用机制主要体现在，金融资产配置使得审计工作的复杂程度增加，行业内特定知识和审计经验的积累促使行业专长较强的注册会计师更加倾向于借助提高审计定价来获取投入补偿。同时，在一般状态下，金融资产配置形成的风险机制对审计定价缺乏调整能力。具体表现为，当被审计客户重要性程度较低时，注册会计师倾向于通过提升审计定价实现风险补偿；伴随被审计客户重要性程度增加，审计定价中的风险补偿部分逐渐消失。研究结果表明，金融资产收益较强的波动性和较差的持续性特征导致企业整体业绩波动形成的风险并未在审计定价中完全体现，审计师对不同重要性程度的客户投资金融资产形成的风险存在认知差异。
结合我国实体企业“产融结合”和“脱实向虚”共存的现状，验证实体企业金融化对审计定价的影响及其内部作用机制。研究结果发现：实体企业金融化导致审计定价提升。其作用机制主要体现在，金融资产配置使得审计工作的复杂程度增加，行业内特定知识和审计经验的积累促使行业专长较强的注册会计师更加倾向于借助提高审计定价来获取投入补偿。同时，在一般状态下，金融资产配置形成的风险机制对审计定价缺乏调整能力。具体表现为，当被审计客户重要性程度较低时，注册会计师倾向于通过提升审计定价实现风险补偿；伴随被审计客户重要性程度增加，审计定价中的风险补偿部分逐渐消失。研究结果表明，金融资产收益较强的波动性和较差的持续性特征导致企业整体业绩波动形成的风险并未在审计定价中完全体现，审计师对不同重要性程度的客户投资金融资产形成的风险存在认知差异。
2019(3).
摘要:
2015年已有研究文献得出了民营企业更过度负债的结论，出人意料，也引起了人们对民营企业过度负债问题的重视。选取中国A股上市公司2009—2016年所披露的财务数据为研究样本，研究党的十八大以后政府持续加强失信人监管对缓解民营企业过度负债的有效性，并进一步分析企业代理成本和外部市场化水平对加强失信人监管力度与缓解民营企业过度负债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党的十八大以来加强失信人监管后有效缓解了民营企业过度负债水平，且监管力度与民营企业过度负债缓解显著正相关，民营企业过度负债程度转变为低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的代理成本越高，上述关系的有效性越弱；市场化水平越高，上述政策执行越到位。
2015年已有研究文献得出了民营企业更过度负债的结论，出人意料，也引起了人们对民营企业过度负债问题的重视。选取中国A股上市公司2009—2016年所披露的财务数据为研究样本，研究党的十八大以后政府持续加强失信人监管对缓解民营企业过度负债的有效性，并进一步分析企业代理成本和外部市场化水平对加强失信人监管力度与缓解民营企业过度负债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党的十八大以来加强失信人监管后有效缓解了民营企业过度负债水平，且监管力度与民营企业过度负债缓解显著正相关，民营企业过度负债程度转变为低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的代理成本越高，上述关系的有效性越弱；市场化水平越高，上述政策执行越到位。
2019(3).
摘要:
针对我国证券市场股票价格“同涨同跌”的现象，研究了管理者能力对资本市场信息效率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选取2007—2016年沪深上市公司的数据，研究发现管理者能力越高，更多公司层面信息融入股票价格，公司的股价同步性越低，资本市场信息效率得以提升；同时，当上市公司的财务状况更好以及市场竞争力更强时，其发挥的作用更大。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管理者能力影响股价同步性的传导路径，基于中介效应模型的检验结果表明，管理者能力的提高通过吸引更多的分析师关注、提高分析师预测的准确性以及降低分析师预测分歧度来降低股价同步性，从而提高了资本市场信息效率。
针对我国证券市场股票价格“同涨同跌”的现象，研究了管理者能力对资本市场信息效率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选取2007—2016年沪深上市公司的数据，研究发现管理者能力越高，更多公司层面信息融入股票价格，公司的股价同步性越低，资本市场信息效率得以提升；同时，当上市公司的财务状况更好以及市场竞争力更强时，其发挥的作用更大。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管理者能力影响股价同步性的传导路径，基于中介效应模型的检验结果表明，管理者能力的提高通过吸引更多的分析师关注、提高分析师预测的准确性以及降低分析师预测分歧度来降低股价同步性，从而提高了资本市场信息效率。
2019(3).
摘要:
基于沪深交易所问询函监管的重要政策，以2013—2017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和年报问询函数据为样本，考察问询函监管对大股东“掏空”行为的治理效应。研究发现，中国式问询函监管有效抑制大股东“掏空”行为；进一步将问询函区分为包含“掏空”关键事项问询函和未包含“掏空”关键事项问询函，发现问询函监管对大股东“掏空”行为的抑制作用主要体现在包含“掏空”关键事项问询函上。从大股东实施“掏空”行为动机看，“掏空”关键事项问询函对大股东“掏空”行为的抑制作用在内部控制治理水平较差的公司中更强。从大股东“掏空”行为实现的客观条件来看，“掏空”关键事项问询函对大股东“掏空”行为的治理效应在法治水平较低地区更显著。
基于沪深交易所问询函监管的重要政策，以2013—2017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和年报问询函数据为样本，考察问询函监管对大股东“掏空”行为的治理效应。研究发现，中国式问询函监管有效抑制大股东“掏空”行为；进一步将问询函区分为包含“掏空”关键事项问询函和未包含“掏空”关键事项问询函，发现问询函监管对大股东“掏空”行为的抑制作用主要体现在包含“掏空”关键事项问询函上。从大股东实施“掏空”行为动机看，“掏空”关键事项问询函对大股东“掏空”行为的抑制作用在内部控制治理水平较差的公司中更强。从大股东“掏空”行为实现的客观条件来看，“掏空”关键事项问询函对大股东“掏空”行为的治理效应在法治水平较低地区更显著。
2019(3).
摘要:
基于410家P2P网络借贷平台的运营数据，以2017年前3次出台的监管政策为切入点，采用面板回归、门槛回归、分位数回归、系统GMM和差分GMM模型探究了政策不确定性背景下监管政策出台对投资者信心、平台竞争力以及二者之间内在关系的影响。结果表明：政策异质性对投资者和平台竞争力以及二者之间内在关系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差异化特征。进一步研究发现：面对行业政策不确定风险，新投资人更加敏感，老投资人更加稳健，二者都具有较强流动性偏好；行业监管政策对平台竞争力的提升效果显著；平台竞争力与投资信心之间有双向因果关系，在不同政策冲击下，老投资者投资信心与平台竞争力双向因果关系更加稳健。
基于410家P2P网络借贷平台的运营数据，以2017年前3次出台的监管政策为切入点，采用面板回归、门槛回归、分位数回归、系统GMM和差分GMM模型探究了政策不确定性背景下监管政策出台对投资者信心、平台竞争力以及二者之间内在关系的影响。结果表明：政策异质性对投资者和平台竞争力以及二者之间内在关系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差异化特征。进一步研究发现：面对行业政策不确定风险，新投资人更加敏感，老投资人更加稳健，二者都具有较强流动性偏好；行业监管政策对平台竞争力的提升效果显著；平台竞争力与投资信心之间有双向因果关系，在不同政策冲击下，老投资者投资信心与平台竞争力双向因果关系更加稳健。
2019(3).
摘要:
基于Basso等人研究的理论模型，并扩展解析了出生率对金融发展的作用机制，同时运用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05—2016年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人口出生率、年龄结构对金融发展的影响。结果发现：（1）人口出生率、年龄结构对金融发展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这一结论在改变因变量和其他控制变量，增加多种估计方法时仍然成立，符合“老年安全假说”；（2）在我国计划生育政策控制较弱的地区，人口出生率、年龄结构则显著正向影响金融发展，这与该地区人力资本稀缺有关。因此，在推进我国金融改革与发展的过程中，商业银行应转变金融服务方式、增加产品供给和优化网点布局，以满足人口条件变动对金融服务的各类需求。
基于Basso等人研究的理论模型，并扩展解析了出生率对金融发展的作用机制，同时运用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05—2016年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人口出生率、年龄结构对金融发展的影响。结果发现：（1）人口出生率、年龄结构对金融发展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这一结论在改变因变量和其他控制变量，增加多种估计方法时仍然成立，符合“老年安全假说”；（2）在我国计划生育政策控制较弱的地区，人口出生率、年龄结构则显著正向影响金融发展，这与该地区人力资本稀缺有关。因此，在推进我国金融改革与发展的过程中，商业银行应转变金融服务方式、增加产品供给和优化网点布局，以满足人口条件变动对金融服务的各类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