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第0卷第6期文章目次
2019(6).
摘要:
基于2010—2018 年中央企业财务收支情况审计结果公告，探讨国家审计对中央企业控股上市公司虚增收入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国家审计能显著抑制中央企业控股上市公司的虚增收入行为，该效应在审计年度和公告年度均存在。通过PSM方法缓解内生性问题之后，上述效应依然存在。进一步研究发现，国家审计结果公告中披露的会计问题和经营管理问题越多，国家审计抑制中央企业控股上市公司虚增收入的效应越显著；而公告披露的其他问题不影响中央企业控股上市公司的虚增收入行为。
基于2010—2018 年中央企业财务收支情况审计结果公告，探讨国家审计对中央企业控股上市公司虚增收入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国家审计能显著抑制中央企业控股上市公司的虚增收入行为，该效应在审计年度和公告年度均存在。通过PSM方法缓解内生性问题之后，上述效应依然存在。进一步研究发现，国家审计结果公告中披露的会计问题和经营管理问题越多，国家审计抑制中央企业控股上市公司虚增收入的效应越显著；而公告披露的其他问题不影响中央企业控股上市公司的虚增收入行为。
2019(6).
摘要:
基于目前国有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较为普遍的现状，在我国以审计全覆盖为战略目标的大环境下，综合运用行为经济学及演化博弈论的方法对国家审计监督抑制国有企业盈余管理行为进行研究。首先运用有限理性理论分析国有企业盈余管理行为动机，进而运用演化博弈论构建国家审计部门与国有企业之间的博弈模型，并以央企的相关数据为基础进行数值仿真分析，得出影响国家审计部门及国有企业双方策略选择的有效因素，最后基于演化博弈仿真的结果及国有企业盈余管理的行为动机提出国家审计监督策略的优化建议。
基于目前国有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较为普遍的现状，在我国以审计全覆盖为战略目标的大环境下，综合运用行为经济学及演化博弈论的方法对国家审计监督抑制国有企业盈余管理行为进行研究。首先运用有限理性理论分析国有企业盈余管理行为动机，进而运用演化博弈论构建国家审计部门与国有企业之间的博弈模型，并以央企的相关数据为基础进行数值仿真分析，得出影响国家审计部门及国有企业双方策略选择的有效因素，最后基于演化博弈仿真的结果及国有企业盈余管理的行为动机提出国家审计监督策略的优化建议。
2019(6).
摘要:
基于企业R&D产出效率视角，采用2012—2017年的A股上市公司数据，探讨内部控制在中国企业创新中的作用。研究发现，内部控制与创新效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总体上支持“内部控制促进企业创新”假说；进一步研究发现，内部控制通过抑制由代理冲突、信息不对称引发的创新投入不足及降低创新投入活动实施风险机制从而影响企业创新；内部控制对地处市场化水平低、法治环境差的地区的企业创新正向影响作用更强，内部控制对制度环境产生了替代效应，加强内部控制可以弥补制度环境不完善对企业创新产生的不利影响。
基于企业R&D产出效率视角，采用2012—2017年的A股上市公司数据，探讨内部控制在中国企业创新中的作用。研究发现，内部控制与创新效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总体上支持“内部控制促进企业创新”假说；进一步研究发现，内部控制通过抑制由代理冲突、信息不对称引发的创新投入不足及降低创新投入活动实施风险机制从而影响企业创新；内部控制对地处市场化水平低、法治环境差的地区的企业创新正向影响作用更强，内部控制对制度环境产生了替代效应，加强内部控制可以弥补制度环境不完善对企业创新产生的不利影响。
2019(6).
摘要:
以2016年年报披露关键审计事项的A+H股以及2017—2018年年报披露关键审计事项的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中介效应检验方法，发现当企业诉讼风险较高时，审计师会选择披露更多的关键审计事项，进而导致审计收费的增加。进一步检验发现，仅仅在风险承担水平高、盈余管理水平高、股权集中度高的组别中，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在诉讼风险与审计收费之间的发挥着中介效应。从关键审计事项这一新的视角检验了企业诉讼风险与审计收费之间的关系，明晰了企业诉讼风险对审计收费产生影响的机制，即关键审计事项披露作为企业诉讼风险影响审计收费的中介变量在风险披露方面发挥的作用。
以2016年年报披露关键审计事项的A+H股以及2017—2018年年报披露关键审计事项的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中介效应检验方法，发现当企业诉讼风险较高时，审计师会选择披露更多的关键审计事项，进而导致审计收费的增加。进一步检验发现，仅仅在风险承担水平高、盈余管理水平高、股权集中度高的组别中，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在诉讼风险与审计收费之间的发挥着中介效应。从关键审计事项这一新的视角检验了企业诉讼风险与审计收费之间的关系，明晰了企业诉讼风险对审计收费产生影响的机制，即关键审计事项披露作为企业诉讼风险影响审计收费的中介变量在风险披露方面发挥的作用。
2019(6).
摘要:
利用A股上市公司2017年审计报告，对关键审计事项的首次全面披露进行了特征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检验了该政策的执行效果。研究发现：“收入”“应收账款”等账户是关键审计事项中被关注最多的账户，而“收入确认”和“资产减值”是关键审计事项中最重要的两大事项。政策执行效果的检验显示，2017年审计报告的审计收费较之往年有所提高，但与此同时，审计质量也得到了提高，这说明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达到了政策制定的初衷。进一步检验发现，审计质量的提高主要来自于“非十大”所及高市场化指数地区，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增加了事务所的法律风险。研究结果表明关键审计事项的全面披露虽然耗费了一定的时间和精力，但在提升审计质量方面是具有一定成效的。
利用A股上市公司2017年审计报告，对关键审计事项的首次全面披露进行了特征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检验了该政策的执行效果。研究发现：“收入”“应收账款”等账户是关键审计事项中被关注最多的账户，而“收入确认”和“资产减值”是关键审计事项中最重要的两大事项。政策执行效果的检验显示，2017年审计报告的审计收费较之往年有所提高，但与此同时，审计质量也得到了提高，这说明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达到了政策制定的初衷。进一步检验发现，审计质量的提高主要来自于“非十大”所及高市场化指数地区，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增加了事务所的法律风险。研究结果表明关键审计事项的全面披露虽然耗费了一定的时间和精力，但在提升审计质量方面是具有一定成效的。
2019(6).
摘要:
以2007—2016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讨战略变革如何影响审计师变更。研究发现：战略变革程度越高，公司越可能发生审计师变更，表明公司内部战略的改变可能导致与第三方监督者的关系重构；相比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的战略变革导致审计师变更的可能性更低。进一步地，从客户选择和审计师辞聘两个视角挖掘审计师变更的深层次原因，发现战略变革更易导致不具备行业专长或声誉较低的审计师发生变更；另外，风险较小公司的审计师更可能因为战略变革而辞聘客户；此外，研究还发现更换审计师加剧了战略变革对企业财务报告质量的负向影响。
以2007—2016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讨战略变革如何影响审计师变更。研究发现：战略变革程度越高，公司越可能发生审计师变更，表明公司内部战略的改变可能导致与第三方监督者的关系重构；相比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的战略变革导致审计师变更的可能性更低。进一步地，从客户选择和审计师辞聘两个视角挖掘审计师变更的深层次原因，发现战略变革更易导致不具备行业专长或声誉较低的审计师发生变更；另外，风险较小公司的审计师更可能因为战略变革而辞聘客户；此外，研究还发现更换审计师加剧了战略变革对企业财务报告质量的负向影响。
2019(6).
摘要:
以2012—2017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究公司战略变革对管理层业绩预告误差和业绩预告消息类型的影响以及内部控制质量对上述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公司战略变革越大，管理层业绩预告误差越大，管理层越倾向于发布业绩预告坏消息；内部控制质量越高，公司战略变革对管理层业绩预告误差的正向影响越弱，而对管理层业绩预告消息类型的负向影响越强。进一步综合考虑公司战略资源配置幅度及资源投入方向的双重变化时，上述各结论仍成立。研究结论为上市公司合理调整战略资源、加强内部控制建设以及资本市场参与者有效理解管理层业绩预告信息内涵提供了参考。
以2012—2017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究公司战略变革对管理层业绩预告误差和业绩预告消息类型的影响以及内部控制质量对上述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公司战略变革越大，管理层业绩预告误差越大，管理层越倾向于发布业绩预告坏消息；内部控制质量越高，公司战略变革对管理层业绩预告误差的正向影响越弱，而对管理层业绩预告消息类型的负向影响越强。进一步综合考虑公司战略资源配置幅度及资源投入方向的双重变化时，上述各结论仍成立。研究结论为上市公司合理调整战略资源、加强内部控制建设以及资本市场参与者有效理解管理层业绩预告信息内涵提供了参考。
2019(6).
摘要:
以我国2008—2016年A股上市公司发起的并购重组交易事件为样本，研究了管理层过度自信的上市公司在并购和重大资产重组交易中是否具有更低的目标企业业绩承诺可靠性，以及选聘独立财务顾问是否有助于抑制管理层过度自信对于目标企业业绩承诺可靠性的不利影响。同时，进一步探究了不同特征独立财务顾问的差异及经济后果。研究结论显示：管理层过度自信的上市公司更大可能会对目标企业虚高的业绩承诺水平和盈利能力过于乐观，因而在并购交易完成后更容易面临业绩承诺不可靠的风险；整体而言，上市公司聘请独立财务顾问并没有使目标企业的业绩承诺不可靠问题得到有效缓解，独立财务顾问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风险过滤职能；选聘独立财务顾问确实能显著提高存在管理层过度自信上市公司的业绩承诺可靠性，说明独立财务顾问确实能有效抑制管理层过度自信对目标企业业绩承诺可靠性的不利影响；进一步区分独立财务顾问的特征后发现，选聘目标企业所在地的独立财务顾问能更有效地缓解业绩承诺不可靠问题，但高声誉的独立财务顾问并没有呈现出更大的优势，表明上市公司在选聘独立财务顾问时，更注重地域特征，而非高声誉的独立财务顾问。
以我国2008—2016年A股上市公司发起的并购重组交易事件为样本，研究了管理层过度自信的上市公司在并购和重大资产重组交易中是否具有更低的目标企业业绩承诺可靠性，以及选聘独立财务顾问是否有助于抑制管理层过度自信对于目标企业业绩承诺可靠性的不利影响。同时，进一步探究了不同特征独立财务顾问的差异及经济后果。研究结论显示：管理层过度自信的上市公司更大可能会对目标企业虚高的业绩承诺水平和盈利能力过于乐观，因而在并购交易完成后更容易面临业绩承诺不可靠的风险；整体而言，上市公司聘请独立财务顾问并没有使目标企业的业绩承诺不可靠问题得到有效缓解，独立财务顾问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风险过滤职能；选聘独立财务顾问确实能显著提高存在管理层过度自信上市公司的业绩承诺可靠性，说明独立财务顾问确实能有效抑制管理层过度自信对目标企业业绩承诺可靠性的不利影响；进一步区分独立财务顾问的特征后发现，选聘目标企业所在地的独立财务顾问能更有效地缓解业绩承诺不可靠问题，但高声誉的独立财务顾问并没有呈现出更大的优势，表明上市公司在选聘独立财务顾问时，更注重地域特征，而非高声誉的独立财务顾问。
2019(6).
摘要:
科学合理的空间结构不仅能够促进区域资源高效利用，还能够有效避免交通拥堵、住房紧张、资源稀缺等“城市病”，是区域发展的“调节器”和“助推器”。首先从规模分布、中心结构、空间联系、紧凑性四个维度选取城市规模基尼系数、城市首位度、经济联系强度、空间紧凑度四大空间结构指标对长江经济带空间结构进行测度；其次，运用优化后的Super-SBM-Undesirable模型对长江经济带可持续发展现状进行综合评价；最后，构建基于区域空间结构的可持续发展关联分析模型，并分别基于长江经济带整体视角、11省市个体视角分析长江经济带空间结构与可持续发展间的关联关系。
科学合理的空间结构不仅能够促进区域资源高效利用，还能够有效避免交通拥堵、住房紧张、资源稀缺等“城市病”，是区域发展的“调节器”和“助推器”。首先从规模分布、中心结构、空间联系、紧凑性四个维度选取城市规模基尼系数、城市首位度、经济联系强度、空间紧凑度四大空间结构指标对长江经济带空间结构进行测度；其次，运用优化后的Super-SBM-Undesirable模型对长江经济带可持续发展现状进行综合评价；最后，构建基于区域空间结构的可持续发展关联分析模型，并分别基于长江经济带整体视角、11省市个体视角分析长江经济带空间结构与可持续发展间的关联关系。
2019(6).
摘要:
打破“经济自利人”假定，将代理人公平偏好心理因素引入科技保险风险补偿合同。在委托-代理分析框架下，研究公平偏好倾向和风险厌恶对风险补偿合同设计的影响。研究结论表明，边际补偿系数随着保险公司公平偏好强度及委托人的风险厌恶系数的增加而递增，但随着保险公司风险厌恶程度增加而递减。当风险厌恶系数取值适中时，保险公司公平偏好的引入显著增加了合同的边际补偿率。
打破“经济自利人”假定，将代理人公平偏好心理因素引入科技保险风险补偿合同。在委托-代理分析框架下，研究公平偏好倾向和风险厌恶对风险补偿合同设计的影响。研究结论表明，边际补偿系数随着保险公司公平偏好强度及委托人的风险厌恶系数的增加而递增，但随着保险公司风险厌恶程度增加而递减。当风险厌恶系数取值适中时，保险公司公平偏好的引入显著增加了合同的边际补偿率。
2019(6).
摘要:
以2004—2016年我国IPO企业为样本，按照保荐机构（券商）和企业自身规模，将IPO企业分成了四种组合：大券商大企业、小券商大企业、大券商小企业和小券商小企业。以IPO业务承接规律为基础，挖掘四种组合形成的原因，并试图解读形成原因背后所传递的关于企业质量的信息，验证针对四种企业组合动因的解读是否正确，重点考察强强联合（大券商大企业组合）企业的业绩是否最优。研究发现：（1）强强联合并非最优，但从长期来看，业绩还是较优；（2）小券商大企业组合的IPO企业业绩较差，且操纵性盈余水平高于其他组合，验证了合谋的推断；（3）大券商小企业组合的IPO企业业绩优于其他组合，证实了券商的价值发现功能。研究意义在于：（1）向监管机构和资本市场传递了并非“大”就是“好”的信息；（2）发现了券商和企业各种组合形式及其形成原因，本身就能作为甄别企业质量的有效信号；（3）验证了在我国证券市场，券商存在一定的价值发现功能。
以2004—2016年我国IPO企业为样本，按照保荐机构（券商）和企业自身规模，将IPO企业分成了四种组合：大券商大企业、小券商大企业、大券商小企业和小券商小企业。以IPO业务承接规律为基础，挖掘四种组合形成的原因，并试图解读形成原因背后所传递的关于企业质量的信息，验证针对四种企业组合动因的解读是否正确，重点考察强强联合（大券商大企业组合）企业的业绩是否最优。研究发现：（1）强强联合并非最优，但从长期来看，业绩还是较优；（2）小券商大企业组合的IPO企业业绩较差，且操纵性盈余水平高于其他组合，验证了合谋的推断；（3）大券商小企业组合的IPO企业业绩优于其他组合，证实了券商的价值发现功能。研究意义在于：（1）向监管机构和资本市场传递了并非“大”就是“好”的信息；（2）发现了券商和企业各种组合形式及其形成原因，本身就能作为甄别企业质量的有效信号；（3）验证了在我国证券市场，券商存在一定的价值发现功能。
2019(6).
摘要:
以阿富汗审计为研究对象，介绍了阿富汗公共审计的背景与发展历程以及阿富汗审计署的任务、成就与使命，深入分析了阿富汗公共财政管理、绩效管理、公共服务以及政府职责及审计的发展，并提出了阿富汗公共审计的前进之路。
以阿富汗审计为研究对象，介绍了阿富汗公共审计的背景与发展历程以及阿富汗审计署的任务、成就与使命，深入分析了阿富汗公共财政管理、绩效管理、公共服务以及政府职责及审计的发展，并提出了阿富汗公共审计的前进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