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摘要:国家审计能够通过监督公司治理和披露公告信息持续提升国有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质量。基于2010—2017年审计署公布的审计结果公告，从公告信息披露视角建立了中央企业集团公司内部控制缺陷揭示对其控股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质量提升作用的理论分析框架，通过数据证明了这种作用的存在性并探究了公告中各类缺陷揭示力度的“精准”作用。结果发现：公告信息披露有效提升了内部控制质量，公告中“贯彻落实国家政策措施”方面的内部控制缺陷揭示力度越大,越有助于这种提升作用，这也是“精准”的体现之处。进一步分析发现，公告及其揭示力度对内部控制质量的“精准”提升作用在市场竞争程度和社会参与程度较高时更为明显。

摘要: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有助于提升社会福利水平，使用2010—2017年沪深A股国有上市公司数据，基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特有的审计署央企审计事件，就政府审计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影响效应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我国政府审计工作有效促进了国有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表现，并且在法制环境好、流通股比重高、企业所得税税负轻的条件下，其促进作用更加明显。因此，我国应积极推广各级审计部门对国有企业的审计工作，及时公开政府审计结果，提高各地区法律制度环境，提高国有上市公司的流通股比重，并完善企业社会责任的税收优惠政策支持体系。

摘要:以2007—2018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客户-审计师不匹配关系对企业商誉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客户-审计师向上不匹配关系对并购商誉泡沫具有抑制效应，客户-审计师向下不匹配关系则加剧了企业商誉泡沫。随着内外部治理环境的改善，客户-审计师不匹配关系对企业并购商誉的影响有所削弱。上述结论在使用替代指标、剔除干扰样本、考虑内生性问题后依然成立。此外，进一步研究发现,客户-审计师向上不匹配关系能显著降低企业商誉减值；但客户-审计师向下不匹配关系对商誉减值影响不显著。

摘要:外部审计可软化融资约束、缓解委托代理问题,进而正向影响企业技术创新。基于世界银行的调查数据，考察了外部审计对企业技术创新的作用方向、强度和中介效应。经验研究结果显示：(1)外部审计显著正向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给定条件下，有外部审计的企业比其他企业从事技术创新的概率增加13.2%；(2)融资约束和代理成本的中介效应均在统计水平上显著，且为部分中介效应；(3)在异质性的创新活动中，外部审计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从中介机制看，外部审计通过软化融资约束促进企业开发产品或流程改善型的新技术、推出新的质量控制程序和增加产品新特色；通过降低代理成本促进企业开展提升生产柔性的创新活动。研究结果延展了外部审计对企业行为的影响分析，为强化外部审计监督机制以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提供事实依据。

摘要:新审计报告准则的施行旨在增加审计报告的信息含量及其决策相关性。以2015—2018年沪深非金融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新审计报告施行后，上市公司的股价同步性显著下降，公司特质信息含量比例显著上升，股价特质信息效率显著提升,同时新审计报告的施行产生了增量信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新审计报告准则对资本市场特质信息效率的传导机制，发现投资者关注度对新审计报告(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数量)影响资本市场特质信息效率的过程中表现出显著的部分中介效应。分样本检验的结果表明，虽然AH股共同上市公司和非AH股共同上市公司之间的结果存在细微差异但整体趋势相似。通过对新审计报告的影响的分析，可以更好地理解该政策对资本市场的影响。

摘要:证监会2016—2017年连续两年发布了“减持规定”。为了验证减持规定的实施效果，研究了“减持规定”颁布前后大股东违规减持行为发生的次数、比例和数量的变化，以探讨监管法规的颁布对大股东减持行为的规范作用。实证分析表明，“减持规定”对大股东违规减持的比例和数量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但没有降低违规减持发生的次数。“减持规定”对非控股大股东违规减持比例和减持数量有显著的约束作用，但没能有效降低控股大股东违规减持的比例和数量。“减持规定”能大大降低中小板公司的大股东违规减持的比例和数量，但在主板和创业板公司未能发挥积极的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只有微弱的证据表明2017年的“新规”比2016年的“旧规”效果更好。

摘要:立足于中国经济转型期的实际情况，从“资源互换”的视角考察了政府补贴对高管在职消费的影响以及债务治理在两者关系中发挥的作用。研究发现，政府补贴会对高管的在职消费产生正向影响，政府补贴规模越大，高管在职消费水平也越高，但企业债务治理对高管在职消费具有明显的抑制效应，且这种抑制效应在制度环境好的地区中尤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政府补贴之所以会导致高管的在职消费，主要是因为政府会要求获得补贴的企业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形成一种“资源互换”的关系，但社会责任的承担又会损害企业绩效，削弱高管薪酬激励机制的有效性，因此，企业往往会允许高管进行较多的在职消费，以弥补高管货币薪酬损失带来激励机制的失灵。由此可见，在职消费作为一种替代性激励机制可能是政府与企业“资源互换”的产物，是企业应对资源依赖环境的一种适应性激励策略调整。

摘要:不同于公司自觉的现金分红行为，强制分红政策在矫正公司分红行为的同时，会激起高管的消极抵制，所以它能否有效降低公司代理成本，尚难预料。为此，建立了一个混合策略完全信息静态博弈，说明了强制分红政策影响代理成本的作用机制，并将2011年出台的强制分红政策视为一个准自然实验，实证检验强制分红政策能否降低上市公司的代理成本。实证研究发现，强制分红政策能够显著抑制企业的代理成本。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相对于中小板和微股利的上市公司而言，强制分红政策可以更加显著地降低那些主板上市公司和正常发放股利的公司的代理成本。研究结果不仅支持了股利代理成本理论，而且为进一步完善公司股利政策和保护中小股东权益提供了经验证据。

摘要:基于2003—2014年国泰安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库和中国海关数据库匹配数据，测算了微观上市公司全要素生产率和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通过设置企业要素密集度作为门限变量，实证检验了参与全球价值链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要素密集度是决定上市公司参与全球价值链“生产率效应”作用机制的关键因素，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企业更易从参与全球价值链中获得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提升；而劳动密集型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并未显著改善自身全要素生产率。研究结果进一步支持了中国上市公司参与全球价值链而获取的开放红利更显著地体现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企业借助技术外溢和学习效应机制实现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观点。因此，进一步促进上市公司特别是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企业深度融入全球化，大力推动劳动密集型企业向资本与技术密集型转型升级，坚定不移地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对于从企业微观层面落实高质量发展有重要意义。

摘要: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考察了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中国能源效率的影响。采用2002—2016年中国30个(非全部)省(直辖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运用DEA博弈交叉效率模型测算了碳排放约束下各省(直辖市、自治区)能源效率的现状。选取技术进步、产业结构等7类控制变量，采用动态面板GMM方法分析了OFDI逆向技术溢出与区域能源效率之间的动态关系。研究表明：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区域能源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其每增加1%，将带来能源效率0.0613%的提升；在其他控制变量中，技术进步、产业结构优化、能源结构优化、外商直接投资对能源效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城镇化水平对能源效率具有负向抑制作用，人力资本水平与对外开放度对能源效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但不显著。以上发现为“一带一路”背景下区域节能减排政策的制定提供了经验证据。

摘要:以2006-2015年沪深A股重污染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考察环保产业政策支持企业参与环境治理的动机。研究表明，环保产业政策支持企业的环境治理行为兼具价值创造动机与高管自利动机，且主要体现在非国有企业或高融资约束企业方面。进一步分析发现，环保产业政策支持企业的环境治理投资整体有利于企业价值创造，但具有时滞性。具体而言，基于价值创造动机的环境治理投资可提升企业价值，而高管自利动机下的环境治理投资不利于企业价值创造。这一研究丰富了环保产业政策的分析视角以及企业环境治理投资的相关研究，为政府从高管动机层面优化环境治理政策以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提供经验证据。

摘要:2013年《北京宣言》和最高审计机关国际准则l2明确阐述了审计对于促进国家良治、改善民生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对于各国最高审计机关均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匈牙利审计署在国内法律环境变化的背景下，积极落实上述两份文件中的主要精神，在审计实践领域进行了探索和创新，形成了匈牙利模式。为了促进国家良治，匈牙利审计署对公共资金使用的效率、效果和合规性进行审计，积极推进审计信息公开，采取多种措施确保审计成果得到有效利用。此外，匈牙利审计署在防治腐败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积极推进廉政建设，同时加强自身建设，发挥示范作用，为促进良治做出了积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