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第0卷第4期文章目次
2020(4).
摘要:
基于信息技术在审计领域的不断应用和“科技强审”“审计全覆盖”的政策驱动背景，探讨信息技术和国家审计质量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社会信息化环境提高给国家审计质量带来了负面影响，而国家审计机关选择加大信息化投入，开展信息化建设、组织审计人员参加信息技术培训的应对策略，能显著改善社会信息化环境对审计质量带来的冲击，提高国家审计质量。当前信息技术已进入大数据时代，研究结论对国家审计机关持续开展信息化建设和加强信息技术培训提供启示；审计人员更应该提高信息化审计分析技能，提升审计效率，保证审计质量，使得信息技术更好地为国家审计工作服务。
基于信息技术在审计领域的不断应用和“科技强审”“审计全覆盖”的政策驱动背景，探讨信息技术和国家审计质量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社会信息化环境提高给国家审计质量带来了负面影响，而国家审计机关选择加大信息化投入，开展信息化建设、组织审计人员参加信息技术培训的应对策略，能显著改善社会信息化环境对审计质量带来的冲击，提高国家审计质量。当前信息技术已进入大数据时代，研究结论对国家审计机关持续开展信息化建设和加强信息技术培训提供启示；审计人员更应该提高信息化审计分析技能，提升审计效率，保证审计质量，使得信息技术更好地为国家审计工作服务。
2020(4).
摘要:
在我国会计师事务所“做大做强”的政策背景下，分所业务承接规模迅速扩张，但鲜有文献从分所治理视角考察其业务增长引致的审计质量问题。基于此，以2014—2018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分所业务增长与审计质量的关系，并进一步考察事务所内部治理对此的影响。结果表明：首先，分所业务增长与审计质量显著负相关，说明分所业务增长是以降低审计质量为代价的；其次，区分不同事务所类型后发现，分所业务增长与审计质量的负相关关系是由未执行一体化治理的事务所驱动的，证实了事务所内部治理的真实效应；进一步分析表明，在市场集中度高的地区以及小规模客户中，分所业务增长对审计质量的负面影响更为显著。结论有助于打开事务所内部治理的“黑箱”，在加强事务所监管、强化事务所内部治理方面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在我国会计师事务所“做大做强”的政策背景下，分所业务承接规模迅速扩张，但鲜有文献从分所治理视角考察其业务增长引致的审计质量问题。基于此，以2014—2018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分所业务增长与审计质量的关系，并进一步考察事务所内部治理对此的影响。结果表明：首先，分所业务增长与审计质量显著负相关，说明分所业务增长是以降低审计质量为代价的；其次，区分不同事务所类型后发现，分所业务增长与审计质量的负相关关系是由未执行一体化治理的事务所驱动的，证实了事务所内部治理的真实效应；进一步分析表明，在市场集中度高的地区以及小规模客户中，分所业务增长对审计质量的负面影响更为显著。结论有助于打开事务所内部治理的“黑箱”，在加强事务所监管、强化事务所内部治理方面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2020(4).
摘要:
审计师行业专长意味着在特定领域较强的专业胜任能力,对于防范审计风险和提高审计质量都有显著影响。围绕审计师行业专长影响审计重要性水平这一主题，结合股权性质的调节作用，选取2016—2018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审计师行业专长对重要性水平有正向影响，如果被审计单位是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审计师行业专长与重要性水平的正相关关系更显著。这对审计机构人力资源配置、监管部门完善相关制度及监督工作具有参考价值。
审计师行业专长意味着在特定领域较强的专业胜任能力,对于防范审计风险和提高审计质量都有显著影响。围绕审计师行业专长影响审计重要性水平这一主题，结合股权性质的调节作用，选取2016—2018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审计师行业专长对重要性水平有正向影响，如果被审计单位是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审计师行业专长与重要性水平的正相关关系更显著。这对审计机构人力资源配置、监管部门完善相关制度及监督工作具有参考价值。
2020(4).
摘要:
以我国2007—2018年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生物资产对审计收费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相比没有生物资产的上市公司，有生物资产的上市公司审计收费显著增加，并且在有生物资产的上市公司中，计提生物资产减值的上市公司审计收费会更高。原因在于生物资产具有生物转化等特性，扩大了企业盈余管理空间，审计师出于审计成本与审计风险的考虑，会增加审计收费。进一步研究发现，当企业内部控制存在缺陷或者企业为非国有上市公司时，生物资产对审计收费的正向影响会更显著，并且审计师行业专长抑制生物资产与审计收费的正向关系。
以我国2007—2018年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生物资产对审计收费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相比没有生物资产的上市公司，有生物资产的上市公司审计收费显著增加，并且在有生物资产的上市公司中，计提生物资产减值的上市公司审计收费会更高。原因在于生物资产具有生物转化等特性，扩大了企业盈余管理空间，审计师出于审计成本与审计风险的考虑，会增加审计收费。进一步研究发现，当企业内部控制存在缺陷或者企业为非国有上市公司时，生物资产对审计收费的正向影响会更显著，并且审计师行业专长抑制生物资产与审计收费的正向关系。
2020(4).
摘要:
家族企业接班人选择问题是近年来理论界与实务界关注的重要话题。选取2008—2018年沪深两市上市的家族企业为研究对象，从审计成本角度出发，分析了职业经理人对审计费用的作用机制，检验家族企业聘用职业经理人对审计费用的影响。研究表明：聘用职业经理人的家族企业支付的审计费用更高；在两者之间同时存在代理成本效应与声誉效应，但代理成本起主导作用，声誉效应可抑制审计费用的增加；进一步分析发现聘用职业经理人的家族企业，其代理问题更为严重，内部控制较差，但这与高管的任职年限有关，职业经理人任职年限更长，内部控制状况更好，但同时代理冲突也在增加。因此,家族企业在选任职业经理人作为继任者时,应多关注其带来的代理问题，进行利益权衡，同时应该关注企业内部控制的完善与治理。
家族企业接班人选择问题是近年来理论界与实务界关注的重要话题。选取2008—2018年沪深两市上市的家族企业为研究对象，从审计成本角度出发，分析了职业经理人对审计费用的作用机制，检验家族企业聘用职业经理人对审计费用的影响。研究表明：聘用职业经理人的家族企业支付的审计费用更高；在两者之间同时存在代理成本效应与声誉效应，但代理成本起主导作用，声誉效应可抑制审计费用的增加；进一步分析发现聘用职业经理人的家族企业，其代理问题更为严重，内部控制较差，但这与高管的任职年限有关，职业经理人任职年限更长，内部控制状况更好，但同时代理冲突也在增加。因此,家族企业在选任职业经理人作为继任者时,应多关注其带来的代理问题，进行利益权衡，同时应该关注企业内部控制的完善与治理。
2020(4).
摘要:
存在纵向高管兼任的公司更愿意选择高质量审计师来传递信号（信号传递假说），还是选择低质量审计师以规避可能的监督（寻租假说）？基于2009—2018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分析结果表明，存在纵向高管兼任的公司选择“国际四大”的可能性显著降低，但是，选择“本土大所”的可能性却显著增加。而且，这种现象在大股东不存在股权质押的情况下更加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国际四大”和“本土大所”对纵向高管兼任的反应不同。相比“本土大所”，“国际四大”对这类公司的审计投入更多，审计收费更高。但是，两者的审计质量却并没有显著差异。研究结论拓展了有关审计师选择影响因素和纵向高管兼任经济后果的研究，也有助于进一步理解公司在“国际四大”和“本土大所”选择方面的思考。
存在纵向高管兼任的公司更愿意选择高质量审计师来传递信号（信号传递假说），还是选择低质量审计师以规避可能的监督（寻租假说）？基于2009—2018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分析结果表明，存在纵向高管兼任的公司选择“国际四大”的可能性显著降低，但是，选择“本土大所”的可能性却显著增加。而且，这种现象在大股东不存在股权质押的情况下更加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国际四大”和“本土大所”对纵向高管兼任的反应不同。相比“本土大所”，“国际四大”对这类公司的审计投入更多，审计收费更高。但是，两者的审计质量却并没有显著差异。研究结论拓展了有关审计师选择影响因素和纵向高管兼任经济后果的研究，也有助于进一步理解公司在“国际四大”和“本土大所”选择方面的思考。
2020(4).
摘要:
不同地方政府质量对政府会计准则制度执行效果的影响不同。基于2009—2017年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地区数据实证分析发现：地方政府质量对政府会计准则制度执行效果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是在预算软约束作用下，这种正向影响发生了逆向改变，即预算软约束对地方政府质量与政府会计准则制度执行效果的关系起到了反向调节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由于东、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差异以及中央政策的地区性差异，东部和西部的政府质量对政府会计准则制度执行效果的影响要高于中部地区；随着东、中、西部省份发展程度由强变弱，预算软约束对政府质量与政府会计准则制度执行效果关系的负向调节作用也逐渐减弱。
不同地方政府质量对政府会计准则制度执行效果的影响不同。基于2009—2017年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地区数据实证分析发现：地方政府质量对政府会计准则制度执行效果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是在预算软约束作用下，这种正向影响发生了逆向改变，即预算软约束对地方政府质量与政府会计准则制度执行效果的关系起到了反向调节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由于东、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差异以及中央政策的地区性差异，东部和西部的政府质量对政府会计准则制度执行效果的影响要高于中部地区；随着东、中、西部省份发展程度由强变弱，预算软约束对政府质量与政府会计准则制度执行效果关系的负向调节作用也逐渐减弱。
2020(4).
摘要:
基于2008年企业社会责任（CSR）强制披露政策出台这一外生冲击事件构造准自然实验，利用手工搜集的绿色专利数据，通过PSM DID的方法，从绿色创新的角度考察强制CSR披露对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研究表明，强制CSR披露通过加强企业规制合法性和规范合法性动机，驱动企业绿色转型；这种驱动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信息环境较好的企业和低集中度市场中更为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强制CSR披露能够通过驱动企业绿色转型来提高企业绩效。研究结论验证了强制CSR披露在驱动企业绿色转型方面的有效性，深化和丰富了强制CSR披露相关理论，对优化企业环境治理决策与驱动经济绿色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基于2008年企业社会责任（CSR）强制披露政策出台这一外生冲击事件构造准自然实验，利用手工搜集的绿色专利数据，通过PSM DID的方法，从绿色创新的角度考察强制CSR披露对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研究表明，强制CSR披露通过加强企业规制合法性和规范合法性动机，驱动企业绿色转型；这种驱动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信息环境较好的企业和低集中度市场中更为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强制CSR披露能够通过驱动企业绿色转型来提高企业绩效。研究结论验证了强制CSR披露在驱动企业绿色转型方面的有效性，深化和丰富了强制CSR披露相关理论，对优化企业环境治理决策与驱动经济绿色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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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2011—2017年上市公司发债主体数据为研究样本，研究发现企业避税程度越高，债券信用评级越低，证明了我国信评机构是可以履行自身的监督职能的；这种关系在本地监督和内资信评机构的背景下更加显著；而国有产权性质缓释了信评机构监督责任履行，更进一步，通过事后违约检验强化了信评机构的监督功能，支持了债券定价作用。此外，研究丰富了当前的信用评级要素，警示发债企业应注重诚信以及公共责任履行，也暗示了社会主体信息共享的必要性。
以2011—2017年上市公司发债主体数据为研究样本，研究发现企业避税程度越高，债券信用评级越低，证明了我国信评机构是可以履行自身的监督职能的；这种关系在本地监督和内资信评机构的背景下更加显著；而国有产权性质缓释了信评机构监督责任履行，更进一步，通过事后违约检验强化了信评机构的监督功能，支持了债券定价作用。此外，研究丰富了当前的信用评级要素，警示发债企业应注重诚信以及公共责任履行，也暗示了社会主体信息共享的必要性。
2020(4).
摘要:
基于2008—2017年中国A股国有上市公司的研究样本，考察了国企混改、竞争战略与费用粘性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选择不同战略形式的国有企业会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成本行为，相对成本领先战略而言，采用差异化战略的国有企业费用粘性更强；同时还发现，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能有效抑制费用粘性，且其抑制作用在差异化战略企业中更加明显。中介机制分析表明，相对成本领先战略而言，选择差异化战略的国有企业通过加剧经理人代理问题而增强费用粘性；而国企混改通过抑制经理人代理问题而降低费用粘性。
基于2008—2017年中国A股国有上市公司的研究样本，考察了国企混改、竞争战略与费用粘性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选择不同战略形式的国有企业会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成本行为，相对成本领先战略而言，采用差异化战略的国有企业费用粘性更强；同时还发现，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能有效抑制费用粘性，且其抑制作用在差异化战略企业中更加明显。中介机制分析表明，相对成本领先战略而言，选择差异化战略的国有企业通过加剧经理人代理问题而增强费用粘性；而国企混改通过抑制经理人代理问题而降低费用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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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于资源基础观与代理理论，利用我国A股上市公司2011—2017年的数据，探讨企业多元化经营对盈余持续性的影响。研究表明，企业多元化显著降低了盈余持续性，且多元化程度越高，企业的盈余持续性越低；这一负向关系在非沉淀性组织冗余水平高、市场竞争地位高以及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高的企业中得到缓解，而沉淀性组织冗余则会强化上述关系。研究结论为多元化企业调整资源结构、加强市场竞争力以及资本市场参与者理解企业盈余信息提供参考。
基于资源基础观与代理理论，利用我国A股上市公司2011—2017年的数据，探讨企业多元化经营对盈余持续性的影响。研究表明，企业多元化显著降低了盈余持续性，且多元化程度越高，企业的盈余持续性越低；这一负向关系在非沉淀性组织冗余水平高、市场竞争地位高以及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高的企业中得到缓解，而沉淀性组织冗余则会强化上述关系。研究结论为多元化企业调整资源结构、加强市场竞争力以及资本市场参与者理解企业盈余信息提供参考。
2020(4).
摘要:
分税制改革以来，省级政府间税收竞争激化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正在逐步凸现。在此背景下，首先从理论层面分析了税收竞争、环保支出及雾霾污染的关系，并提出假说；其次建立空间杜宾模型测度了税收竞争对雾霾污染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并利用中介效应方法实证检验了税收竞争通过环保支出对雾霾污染的作用路径。研究结果表明，税收竞争显著加剧了本地区雾霾污染，但是其间接效应和总效应并不显著；此外，环保支出是税收竞争影响雾霾污染的一个主要中介变量。
分税制改革以来，省级政府间税收竞争激化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正在逐步凸现。在此背景下，首先从理论层面分析了税收竞争、环保支出及雾霾污染的关系，并提出假说；其次建立空间杜宾模型测度了税收竞争对雾霾污染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并利用中介效应方法实证检验了税收竞争通过环保支出对雾霾污染的作用路径。研究结果表明，税收竞争显著加剧了本地区雾霾污染，但是其间接效应和总效应并不显著；此外，环保支出是税收竞争影响雾霾污染的一个主要中介变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