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摘要:经济新常态的到来和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目标的提出，对中央企业的经营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政府审计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央企上市公司的经营管理具有重大影响。以2010—2018年我国中央企业控股的全部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政府审计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政府审计有利于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公司治理在政府审计与企业高质量发展中具有中介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当企业发展质量较高时，政府审计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更强；政府审计力度越大，越有利于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计制度是适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促进审计事业发展、有利于发挥审计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中重要作用的审计体制机制制度体系。中国共产党对审计工作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计模式最本质的特征，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计模式的最大优势。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计模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拥有广泛法定权限、与其他监督相贯通、全国一盘棋的对党、政府、人大及人民负责有机统一的综合审计模式。

摘要:基于2014年6月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试行的制度背景，以2014—2017年实施员工持股计划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PSM法，实证分析了员工持股计划影响内部控制有效性的机制。研究发现：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能够显著提升内部控制有效性；内部监督、信息与沟通以及控制活动三要素具有中介作用，员工持股计划主要通过强化内部监督、改进信息与沟通以及优化控制活动来提升内部控制有效性；同时，股权集中度具有调节效应，低股权集中度能够强化员工持股计划对内部控制有效性的促进作用。研究结论为如何通过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提升内部控制有效性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启示。

摘要:企业金融化在资本市场与金融市场领域的研究比较深入，但学者对企业金融化在审计领域的研究关注较少。以2010—2018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企业金融化对审计质量的影响以及内部控制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企业金融化与审计质量显著负相关，内部控制能显著抑制企业金融化对审计质量的负向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审计业务复杂程度和审计风险在企业金融化对审计质量的影响中发挥显著的中介效应，即企业金融化通过增加业务复杂程度和审计风险，从而降低审计质量；来自四大的审计师具有更强的专业胜任能力和独立性，且连续审计中，其能更好地利用内部控制以应对企业金融化带来的风险；内部控制五要素中内部监督能显著抑制企业金融化对审计质量的负向影响，而内部环境、风险评价、信息沟通、控制活动均未能显著抑制企业金融化对审计质量的负向影响。研究结论丰富了企业金融化与审计质量领域的相关文献，拓展了企业金融化经济后果的理论边界，同时也为推行建立健全良好的内部控制制度提供了经验证据。

摘要:通过手工整理2013—2015年审计报告中的投资事项增量信息，研究审计意见中投资事项增量信息（投资信息审计意见）与公司投资效率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投资信息审计意见具有缓解投资过度的正面作用，但也具有加剧投资不足的负面作用；内部治理环境具有调节效应，当内部治理环境较好时（代理成本较低、管理层权力较小），投资信息审计意见的正面作用得到提升，负面作用受到抑制。进一步进行中介效应检验发现，内部监督在投资信息审计意见缓解投资过度的过程中起到了中介效应，表明促进股东加强内部监督是投资信息审计意见发挥作用的重要途径。研究结论表明审计意见中与投资事项相关的增量信息具有额外价值。

摘要:以2009—2017年有业绩承诺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并购后业绩承诺的兑现情况对审计意见的影响。研究发现，并购风险会影响审计意见的类型，未完成承诺的公司更可能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修改业绩承诺后，业绩承诺完成的难度降低，但是并不影响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出具。进一步研究发现，注册会计师对盈余管理的业绩承诺不会调整审计意见类型，独立的会计师事务所可以促进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出具。“高估值、高承诺、高溢价”并购的公司在无法兑现承诺时，更可能被出具非标准的审计意见。

摘要:审计委员会中海归成员日益增多，其对审计委员会治理的有效性有何影响值得关注。基于此，以商誉减值计提为切入点，选择2008—2016年间中国资本市场发生商誉事项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试图通过检验审计委员会海归背景与商誉减值计提之间的关系来分析审计委员会治理的有效性。研究发现：(1)审计委员会海归背景能够显著促进商誉减值计提程度的提高；(2)盈余管理程度越高，审计委员会海归背景对商誉减值计提程度的正向促进作用越显著；(3)审计质量弱化了审计委员会海归背景对商誉减值计提程度的正向促进作用；(4)审计委员会海归背景增加审计费用，且商誉减值计提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中介作用。研究结论丰富了海归人员经济后果领域的相关文献，有助于明晰审计委员会海归背景对商誉减值计提的影响机理。

摘要:选取2010—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业绩预告发布前后大股东是否存在以及如何利用自身信息优势进行股份减持交易，会计稳健性是否以及如何对该内幕交易产生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与强制性业绩预告相比，自愿性业绩预告披露前后发生大股东减持的概率更高，并且会计稳健性会显著抑制自愿性业绩预告披露前后的大股东减持行为。进一步将业绩预告消息区分为好消息和坏消息之后研究发现：坏消息的利空程度越高，大股东在业绩预告之前进行股份减持的规模越大；或者好消息的利好程度越高，大股东在业绩预告之后减持的规模也越大；稳健的财务信息能够抑制公司在隐匿坏消息方面进行的内幕交易，但会加剧公司在隐匿好消息方面进行的内幕交易。

摘要:以我国2007—2017年上市企业年报文本信息为研究对象，基于委托代理背景下的印象管理理论，从驱动、约束、风格三个维度分析易读性运用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绩效与易读性水平显著正相关，是易读性操纵的驱动因素；民营企业的盈利水平会显著驱动高管对易读性水平的操纵，而从长期公司价值的角度来看，不同所有制公司之间操纵的动机无显著差别；公司治理水平对管理者操纵年报易读性的抑制作用较为有限，监事会规模能发挥有效作用；保持高管团队的多样性和专业程度、提高女性高管占比、高管团队年轻化、提高受教育程度，均在提升年报易读性水平方面能够起到积极作用。

摘要:在代理理论框架下，研究税收激进对企业融资约束产生的影响，并根据独立董事的双重职能分析独立董事对两者关系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税收激进整体上与企业融资约束存在正相关关系，即税收激进行为会导致企业融资约束程度提高,但适度的税收筹划有助于降低企业融资约束程度，激进的避税行为则会增加企业的融资约束；独立董事监督和咨询职能的发挥有助于降低企业税收激进程度，并能够通过降低代理冲突和信息不对称程度来减弱税收激进与融资约束之间的正向关系。

摘要:为了整治金融机构监管套利、空转套利和关联套利等系列金融“乱象”，监管部门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措施，督促银行表外资产回表、非标资产转标。将非标业务监管政策的出台视为一次准自然实验，以2015年作为非标业务监管的起始年，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PSM DID）检验非标业务监管对民营企业融资困境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商业银行非标资产业务监管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民营企业的融资困境，且其冲击力度存在异质性，利润现金含量较低、采取激进型战略的民营企业，受到非标业务监管冲击的力度更大。进一步实证的结果显示，民营企业融资额与银行非标业务额之间存在倒U型的非线性关系。所得到的政策启示是，在制定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时，应预判监管政策产生的负向冲击力度，避免政策工具之间的冲突效应。

摘要:在保险合约中引入奖励机制可以使投保人动态参与到保险合约中，赋予了投保人在面对索赔事件时是否执行索赔的可选择权，改变了传统保险合约中投保人执行索赔的单一权利，但却增加了保险人潜在的流动性风险。保险合约中再保险的安排则可以对冲由于奖励机制产生的潜在流动性风险，进一步分散保险人的风险，有助于保险人稳健经营。基于此，通过建立具有红利奖励机制与再保险安排的最优保险合约设计模型，最终求解得到最优保险合约是具有最优免赔额形式的保险合约。利用算例研究方法进行建模，研究结果显示，最优保险合约中的最优免赔额与奖励机制中的红利奖励之间具有正向关系，保费、自留额与最优免赔额之间则存在着显著的负向关系。

摘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下，企业需要更多的研发（现代成本动因）投入促进创新，然而创新的高风险性导致市场失灵，因此需要政策支持，引导创新投入。通过统计性描述或实证研究发现，税收优惠政策比会计政策更能引导企业创新投入（尤其是民营企业，而创新战略实施后国有企业创新投资增长速度更快），也促进企业完善相关会计数据；会计政策和数据的完善对考察税收政策的执行起了重要支持作用。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比所得税税率优惠更能促进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投入，且促使其更偏向研发支出费用化处理。处于成长期的高新技术企业更偏向研发支出资本化处理，处于成熟期的高新技术企业更偏向研发支出费用化处理。盈利比负债更能促使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