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摘要:以2011—2017年沪深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管理层权力诱发腐败以及政府审计对管理层权力与腐败之间关系进行调节的作用机制，在此基础上揭示政府审计参与国有企业腐败治理的具体路径。研究发现：管理层权力越大，国企高管腐败越严重；政府审计能够显著抑制由管理层权力诱发的腐败，即政府审计对管理层权力与国企高管腐败之间的关系有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研究结果揭示了政府审计作用于腐败治理的渠道机制，对国有企业腐败治理和进一步发挥政府审计在深化国企改革方面的作用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摘要:在委托代理理论和协同理论框架下，选取2007—2017年中国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社会审计质量对国企资产保值增值的影响以及社会审计与国家审计影响国企资产保值增值的替代效应。研究发现：高质量的社会审计有利于促进国企资产保值增值；社会审计与国家审计在促进国企资产保值增值中发挥了替代效应，而且这种替代效应主要体现在高质量的社会审计可以有效缓解国家审计扩大监督范围广度、提高目标实现深度与加强“监”的力度等方面的压力，但不会影响国家审计“督”的力度。研究结论对于国家审计机关合理利用社会审计资源、构建协同高效的审计监督体系、实现国企审计全覆盖、促进国企资产保值增值具有启示意义。

摘要:资本市场开放后,互联互通机制引进了国际资本和先进治理经验，这既增加境内资本市场信息风险水平，亦带来监督效应，审计费用也发生相应变化。基于2010—2019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分析发现：在资本市场开放后，上市公司审计费用显著提高；行业竞争程度负向调节资本市场开放对审计费用的正向影响且这一调节作用在高市场竞争地位的公司中更显著，而市场竞争地位负调节效应主要体现在高竞争行业中。结果表明，行业竞争与市场竞争地位会对资本市场开放与审计费用的关系产生双重调节效应，资本市场开放有助于低竞争行业公司和高竞争行业中的低市场竞争地位公司提高审计质量需求。进一步研究表明，资本市场开放后，非国有企业和内控弱有效企业审计费用显著提高。

摘要:关键审计事项被审计准则制定者寄予厚望,以期提升审计质量和公司的信息披露水平。使用关键审计事项段的特征衡量上市公司披露关键审计事项的充分适当性，采用事件研究法的结果发现，总体而言，披露的关键审计事项个数越多、篇幅越长，越具有信息含量，但稳定结论只出现在替代信息源较少的小公司样本组中。这说明就目前的披露情况而言，增设关键审计事项仅仅对替代信息源较少的小公司起到了补充披露的作用，而对信息披露渠道本就比较完备的大公司没有信息增量，说明关键审计事项准则需要进一步细化并提高要求。

摘要:以2014年至2018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以解除卖空限制这一事件为研究情境，系统考察了卖空制度执行对企业内控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解除卖空限制显著促进了企业内部控制水平的提高，并且在资本市场外部监督机制较宽松的情况下，卖空机制对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内控质量改善动因分析表明低质量内控行为引起卖空势力的聚集，导致企业面临较大的卖空压力。卖空压力的存在是企业完善内控体系、提升内控质量的重要动因。经济后果分析表明解除卖空限制以内控质量改善为途径，促进了企业财务报表真实可靠、经营效率效果及合法合规等内控目标的实现。研究结果提供了卖空机制与内控质量间因果关系的经验证据，对于理解资本市场监督机制对企业内控制度影响的经济后果具有重要意义。

摘要:以2007—2018年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发现国有企业纵向兼任高管的存在降低了审计收费，非国有企业纵向兼任高管的存在增加了审计收费。在进行一系列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之后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发现，审计师能够识别国有企业中纵向兼任高管发挥的监督效应，进而减少了审计收费；也能识别非国有企业中纵向兼任高管掏空效应占主导，进而增加了审计收费。内外部治理因素调节作用有效降低了审计师执业风险，审计师能够识别股权制衡和外部分析师在促进纵向兼任高管监督、抑制掏空方面的治理作用，进而减少审计收费。

摘要:基于应计异象视角，以2011—2017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利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沪港通交易机制对A股市场定价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沪港通交易机制的实施显著加剧了应计异象，利用PSM纠正样本选择偏差后，结论依然稳健。进一步研究发现，沪港通交易机制对应计异象具有双重影响:一方面,与投资/增长假说相一致，投资水平提高加剧了投资/增长导致的应计异象；另一方面,与会计扭曲假说相一致，盈余管理水平降低缓解了盈余管理导致的应计异象，但这一作用有限。整体来看，沪港通交易机制加剧了我国证券市场上的应计异象。

摘要:以2013—2018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社会资本理论和关系契约理论，揭示了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对并购绩效的影响和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董事会非正式层级越清晰，企业长期并购绩效越好；影响因素方面，环境不确定性越大、股权集中度越低，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对企业长期并购绩效的提升作用越明显；作用机理方面，董事会非正式层级能够约束管理者的自利行为和抑制管理者的过度自信，从而有助于提升企业长期并购绩效。

摘要:以2007—2017年完成重大资产重组且签订了业绩补偿承诺协议的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以业绩补偿承诺是否到期为信号，研究信号影响管理者计提商誉减值的会计选择的作用。研究发现，在业绩补偿承诺期间管理者计提商誉减值的概率和金额均显著高于业绩补偿承诺到期之后，说明信号对管理者计提商誉减值的会计选择具有正向作用。进一步检验信号影响管理者计提商誉减值的作用机制后发现，具有外部可验证性的信号能够约束管理者的机会主义行为，从而影响管理者计提商誉减值的会计选择。

摘要:通过引入政府补贴建立企业出口与能耗的异质性模型，讨论政府补贴情况下出口企业是否能拥有更低的能耗。研究发现，出口企业更倾向于采用节能技术，并拥有更低的能耗；政府补贴可能弱化“企业出口→采用节能技术→拥有更低能耗”的传导效果。在实证研究中，利用中国四川省公布的制造业企业综合能耗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和中介效应模型对企业出口、政府补贴与企业能耗强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识别。实证结果显示：在没有政府补贴的情况下，出口企业比非出口企业拥有更低的能耗强度；在引入政府补贴后，出口企业和非出口企业能耗强度的差异不再显著；进一步研究还发现，补贴对象的选择和补贴强度的高低也会对出口企业能耗强度产生显著影响。

摘要:在数字化变革时代背景下，媒体这一网络化治理载体的意义和作用更为凸显。以2007—2016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从企业避税行为视角考察媒体监督的公司治理效应。研究发现：媒体监督在资本市场发挥着重要地治理作用，表现出媒体监督对企业避税行为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即媒体关注程度越高，企业避税程度越低；区分公司的信息环境，这一抑制作用主要体现内部控制质量差、信息透明度低的公司中，在内部控制质量和信息透明度高的公司中不存在显著影响。研究发现肯定了媒体监督抑制公司避税行为的积极作用，并将媒体监督这一重要的外部治理机制与内部信息环境同时纳入公司避税行为的分析框架中，对抑制企业管理层的机会主义倾向和治理企业避税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摘要:基于权衡理论，分析了风险承担水平对企业营运资本目标结构回调速度的影响，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风险承担水平提高会加快企业营运资本目标结构回调速度，实际货币供给水平的增加能够显著放缓企业营运资本目标结构回调速度；同时，实际货币供给水平的提高可以降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所带来的风险敞口，从而降低企业风险承担对营运资本目标结构回调速度的影响。进一步检验不同风险偏好倾向下，企业风险承担以及不同风险承担下实际货币供给对企业营运资本目标结构回调速度的影响，结果显示：具有风险偏好倾向的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与营运资本目标结构回调速度呈正相关关系；随着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提高，具有风险规避倾向的企业，其营运资本目标结构的偏离度会进一步加大。另外，在风险偏好型企业中，实际货币供给水平的提高会放大营运资本目标结构偏离度，并且对低风险承担企业的影响更甚；在风险规避型企业中，企业营运资本目标结构回调速度并未对实际货币供给水平表现出显著的敏感性反应，并在高或低风险承担企业中表现出类似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