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百年党史视域下的监审关系经历了探索、起伏、定型与转型创新的历程,监察与审计两种制度的分合与互动总体上依据不同历史时期革命和建设的实际需要而不断调整,并在职能、依据、内容等方面呈现出复杂的交融关系。回顾百年制度关系史可以看出:党的领导是监审关系良性发展的政治保障;不断加强法治是监审关系发展的关键;科学的分工和协同是监审关系效能最大化的保障。
摘要:基于2003—2018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从监督视角实证检验政府审计影响区域创新的作用机理。实证结果表明:政府审计效能指数以及三项基本功能指数均与区域创新能力指数显著正相关,表明政府审计在促进区域创新能力提升中发挥着积极作用;政府审计通过信息传递、行为威慑与制度纠偏等治理功能提升了区域创新能力;进一步探究作用路径发现,政府审计通过提高政府治理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等提升了区域创新能力;异质性分析发现,政府审计对区域创新能力的促进效应在官员晋升压力较小、制度环境较好的地区中更加明显。
摘要:关键审计事项是审计师在审计结果质量已经确定的审计报告编制阶段,从审计过程中与客户治理层沟通事项中选择报告的,展示审计过程质量、提高审计报告沟通价值的最重要事项。实践中关键事项报告大多具有雷同性,这是审计师肆意妄为的弊端还是基于审计结果质量的理性选择?选取2016年A+H股和2017—2019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研究,结果发现:审计实施阶段获得的审计结果质量越高,审计报告阶段报告的关键审计事项差异度越小,且事务所规模越小,这种关系越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审计师的这种策略选择可以降低财务重述和提高审计收费,确实是理性行为。研究结论对于审计师正确执行关键审计事项准则,政府恰当监管关键审计事项报告,投资者有效运用关键审计事项信息有重要意义。
摘要:在全球供应链不断发展的形势下,稳定的供应链关系愈发重要。从审计师风险应对视角探讨客户关系变动是否以及如何影响审计费用。实证结果表明,客户关系变动显著增加了审计费用。机制检验发现,客户关系变动使审计师加大审计投入并感知到更高的审计风险,进而收取更高的审计费用。进一步探究客户关系变动的原因及其对审计费用的影响后发现,客户自身面临财务困境时引发客户关系变动,提高了审计费用;但当企业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高时却降低了客户关系变动,从而降低审计费用。基于事务所层面和企业层面的异质性检验还发现,客户关系变动与审计费用的正向关系主要体现在高资质事务所、客户集中度较高和治理水平低的企业中。研究结论为探讨客户关系变动的经济后果提供了新的证据和视角,对当下中国如何进行供应链风险管理具有启示意义。
摘要:如何提高企业创新水平是理论界和实务界共同关注的重点问题。以2007—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共同审计师是否有助于企业创新。研究发现,与创新水平较高的企业拥有共同审计师的企业也表现出较高的创新水平,说明聘请相同审计师个人的上市公司在创新行为上具有外溢效应。进一步检验发现,共同审计师通过缓解代理问题以及提高企业信息质量来影响企业创新,而且不同企业性质和不同融资约束程度对企业创新通过共同审计师的外溢效应存在显著的异质性。研究结果不但拓展了企业创新影响因素的研究,而且有助于我们认识共同审计师的角色,对于提升企业创新水平、引导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摘要:作为新兴一线监管方式,交易所问询函能否发挥证券交易所“风险预警”的职能要求?以2015—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审计风险视角出发,探究交易所年报问询函对审计收费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显示,收到年报问询函的公司有更高的审计收费。高质量的内部控制和高媒体关注度削弱了问询函对审计收费的影响,表明“风险揭示效应”的存在;同时,收到年报问询函的公司有更大的概率进行财务重述、卷入诉讼案件和受到行政处罚,进而提高了审计收费,表明“风险传导效应”的存在。结论从审计视角肯定了交易所年报问询函的风险预警作用,对于推动证券市场监管模式创新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摘要:运用文本分析方法提取了2010—2018年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的文本语调信息,基于信号理论和迎合理论探讨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语调对分析师预测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净正面语调降低了分析师预测偏差和分析师预测分歧度,并且在分析师预测存在乐观偏差时这种作用更加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语调对分析师预测的积极作用仅发生在强制披露和不遵守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南的企业中以及经验较少、非明星分析师中。经济后果检验发现,社会责任报告语调通过降低分析师预测偏差和分歧度缓解了公司股价崩盘风险。研究结论不仅有助于丰富非财务信息披露经济后果和分析师预测影响因素两个领域的学术文献,而且可以为监管部门合理规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披露和投资者有效利用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中的语调信息提供有益借鉴。
摘要:聚焦董事会本地化的“度”,从个体和群体角度分析本地董事对企业创新的作用机理,通过匹配2007—2019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注册地与董事会成员籍贯地数据,实证检验董事会本地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以及在不同权力、文化情境下的异质性。研究结果表明:董事会本地化与企业创新之间呈倒“U”型关系,适度本地化能够促进企业创新,但过度本地化会损害企业创新,而且这种倒“U”型关系在董事长是本地人、地区信任文化氛围浓厚的情况下更加显著。进一步的中介机制检验发现,董事会本地化通过影响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和董事会人力资本质量进而作用于企业创新。此外,良好的媒体监督和法律环境有助于抑制董事会本地化对企业创新的负面影响。研究结论从董事会成员地缘属性视角丰富了企业创新影响因素的文献,揭示了董事会本地化对企业创新的“双刃剑”效应,对推动企业创新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
摘要:基于A股上市公司2020年1—4季度业绩预告归因的研究发现,公司将业绩变化归因于新冠肺炎疫情的概率呈现随季度下降的趋势,坏消息归因于新冠肺炎疫情的概率显著高于好消息,且这种差异未随季度发生显著变化。业绩预告归因反映了管理层自利性归因与新冠肺炎疫情的叠加影响,且在特定情境下投资者能够识别自利性归因。研究结论从微观经济主体和利益相关者感知的角度展示了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成效,也为监管部门规范重大外生冲击下的信息披露操纵行为提供了借鉴。
摘要:基于资源依赖理论和信号传递理论,利用手工收集的供应商企业-客户对均为上市公司的数据,系统考察客户盈余表现对供应商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客户盈余表现越好,越能促进供应商企业的创新投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供应链关系越稳定、越趋于良性,供应链企业的协同效应越明显,即高盈余客户对供应商企业创新投资的正向影响越强;企业与客户的产品多元化程度越低,客户盈余表现对供应商企业创新投资的正向影响越显著;高盈余客户通过降低供应商企业经营风险促进了供应商企业创新投资。进一步分析发现,供应商企业市场竞争程度越高、融资约束程度越高、客户相对议价能力越强,客户盈余表现对供应商企业创新投资的正向影响越会显著增强。研究结论拓展了客户盈余表现经济后果的理论边界,对推动供应链整合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摘要: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关键在于宏观货币政策与微观银行体系。在人民币国际化背景下,基于货币政策的银行风险承担渠道以及17家银行的非平衡动态面板数据,通过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在岸离岸人民币利率联动在货币政策银行风险承担传导机制中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宽松的货币政策提高了银行风险承担水平;利率联动在宽松货币政策的银行风险承担渠道中发挥了完全中介效应,但在期限、渠道与微观特质三维度上呈现显著异质性。研究结论对于全面考察货币政策通过利率联动效应影响银行风险承担的核心逻辑、实时监测预警利率联动冲击下的银行风险承担水平、妥善解决“大而不能倒”风险等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摘要:运用前景理论构建政府部门监管农业保险市场保险公司经营行为的前景值矩阵,建立财政补贴条件下保险公司经营行为影响模型,推理减少保险公司不规范经营行为的条件和途径,并基于现实案例分析成因。结果表明:保险公司的规范经营成本、不规范经营收益和政府部门的处罚力度等因素均显著影响其经营行为选择;由于风险规避系数不同,保险公司对农业保险经营风险的态度存在差别,政府补贴不能完全有效减少其不规范经营行为,甚至产生负面作用;现阶段政府部门的监管强度不够、处罚力度不足是农业保险公司不规范经营行为产生的主要原因。政府可通过增加监管强度、加大处罚力度对保险公司实施监管,保险公司可通过健全基层服务体系、运用先进科技手段提升农业保险供给质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