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摘要:审计整改制度历来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建党百年来，不同时期的审计整改制度前后继承并逐步完善；受历史性因素、现实治理需求、执政理念等影响，党对审计整改制度的领导呈现不同样态；随着国家治理需求的变化以及对审计整改认识的深化，党领导的审计整改制度在名称、主体和内容以及整改范围三个方面呈现明显进阶。历史启示是：当下，应巩固和深化对审计整改制度重要性的认识，继续发挥党政联合发文的优势作用，充分借助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支持，进一步加强审计机关的工作。

摘要:基于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试点的准自然实验场景，以我国城市为研究样本，研究该政策对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执行力的影响。研究发现，审计试点能够有效提升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执行力，加快了政府环境治理的执行进度，并提升了执行质量。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主政官员距离离任时间越短，官员的环境政绩诉求越强烈，审计试点的政策效应也越显著。机制检验结果表明，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通过优化官员晋升考核体系和强化环境治理监管提升了政府环境治理执行力。研究结论为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在试点期间的政策效应提供了支持性证据，对于理解地方环境治理执行困境和推进地方政府积极承担受托环境责任具有一定的理论贡献和政策启示。

摘要:选取2007—2017年上市中央企业集团作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国家审计、内部控制对国有企业资产保值增值的影响作用以及两者之间的协同联动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国家审计、内部控制可以督促国企资产实现保值增值，且两者在促进国企资产保值增值中存在替代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国家审计对国企资产保值增值的作用存在滞后效应和地区异质性。通过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替代效应中混杂着内部控制充当中介变量的中介效应，并且高质量的内部控制与国家审计对国企资产保值增值的替代关系不仅体现在国家审计的整体政策净效应上，还体现在国家审计的各个细分层面内容上。

摘要:以2016—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研究年报监管问询对审计师定价决策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年报监管问询通过增加非控股大股东退出威胁的可信度和威胁程度，提高了审计费用，即非控股大股东退出威胁发挥了中介效应。从问询函特征来看，被问询次数越多以及公司回函越详细，非控股大股东退出威胁的中介效应越显著。进一步从内外部监督视角来看，非控股大股东退出威胁的中介效应在选择不具有行业专长事务所以及董事会独立性低的上市公司中更显著。拓展性研究发现,审计费用的增加是因为购买高质量的审计服务，而并不是因为审计意见购买。上述结论丰富了年报监管问询在公司治理层面经济后果的研究，拓展了非控股大股东退出威胁和审计费用的相关研究。

摘要: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对增强财务报告可信度、提高信息透明度以及提升企业会计信息质量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14—2020年我国上市公司样本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和文本分析方法，实证检验了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对企业会计稳健性的影响。研究发现：关键审计事项披露提升了企业会计稳健性，且在非国有企业和净资产收益率小于6%的企业中正向影响更大；关键审计事项披露数量越多，关键审计事项结论性评述积极程度和关键审计事项审计应对力度越高，披露资产减值类和损益类关键审计事项对企业会计稳健性的提升越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这一效应在企业信息透明度较低以及审计监督效应较强的企业中更为明显；作用机制检验表明，关键审计事项披露通过提高市场感知的审计质量和报表盈余的审计质量提升了企业会计稳健性。

摘要:以沪深A股上市公司2016—2019年样本数据作为实验组，选取同期中国大陆在中国香港上市的由内资事务所及国际四大审计的三组公司（H股、红筹股和民营股）作为对照组，采用DID方法实证检验了严监管与审计质量改善的相关性。结果显示，严监管的《新规》导致会计师事务所面临更高的惩戒与诉讼风险压力，能够对会计师事务所强化法律责任与声誉管理起到积极作用，从而能够普遍改善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质量；进一步地，相较于小规模事务所，《新规》促进大规模事务所审计质量改善的效果更显著。

摘要:以近年来上市公司频发的并购重组为背景，选取2007—2019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并购商誉对股票错误定价的影响。研究发现，商誉加剧了并购方的股票错误定价，高商誉的公司股价被严重高估，计提商誉减值能够向投资者传递增量信息，缓解商誉导致的股票错误定价。进一步研究发现，会计稳健性和投资者情绪在并购商誉对股票错误定价的影响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商誉对股票错误定价的影响在管理层持股高、分析师跟踪人数多的情况下更为显著，上市公司大股东及管理层存在利用并购商誉导致的股价高估实现高位减持的行为。研究结论有助于投资者对并购商誉正确定价，提高资本市场定价效率。

摘要:为了探究社会监督力度加大能否促使企业从直接捐赠转向慈善机构托管，首先在跨期非合作博弈分析框架下，从预期收益和监督成本两个角度阐释了捐赠管理模式的选择逻辑；随后利用2006—2018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开展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第三方机构的存在会影响企业的捐赠意愿，公众对企业关注度增强时，相关第三方的运作会更透明，捐赠方将倾向于信任慈善基金的管理能力；当上市公司面对较为严格的社会监督时，它们会选择慈善组织代为完成对外捐赠行动；上市公司的治理水平和监督效率发挥了媒介作用。

摘要:以2007—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深入探讨企业实施国际化战略对管理层业绩预告准确度（管理层业绩预告偏差）的影响。研究发现，国际化战略与管理层业绩预告偏差之间并非存在简单的线性相关关系，而是存在一种类似“U型”曲线的相关关系，说明随着企业国际化经营程度的提高，管理层业绩预告偏差会呈现出先减后增的变化趋势。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企业实施国际化战略所引发的企业经营风险、盈余操纵动机与代理成本的“U型”变化是“U型”曲线关系产生的重要原因。进一步分析发现，这种“U型”曲线关系主要出现在非国有、外资股东持股比例较低、非双重监管、分析师治理水平较差和审计师治理水平较差的企业中。研究结论对于引导证券监管部门防范国际化经营企业业绩预告违规风险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

摘要:地方政府债务的累积已经不仅仅是简单的风险问题，更是一个贯穿“财政-经济-金融”的系统性命题。基于2010—2020年A股制造业上市企业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地方政府债务、银行信贷配置与制造业创新三者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地方政府债务与制造业创新呈显著的“倒U型”关系，即在阈值内，地方债务上升能够刺激制造业创新，一旦超过阈值，则对制造业创新起到抑制作用，其中对垂直创新影响的阈值高于水平创新；银行信贷配置在地方政府债务对制造业创新的影响中具有部分中介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地方政府债务对制造业创新的影响关系存在区域异质性、所有制异质性，东部地区阈值较高，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阈值最低，且对非国有企业的挤出效应较强。因此，未来应上移地方政府债务的审批权限，并建立有效的投资效率评价机制。

摘要:在深化金融供给侧改革的背景下，基于2008—2019年中国省级数据，研究普惠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揭示普惠金融对产业结构升级的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并借助中介效应模型探究直接效应的作用路径。研究表明普惠金融可以通过人力资本积累、促进技术创新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三条路径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并且可以基于地理和经济联系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因此建立系统化的长期性政策保障体系，推动普惠金融发展，有利于推进产业结构升级进程，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摘要:作为企业重要的利益相关者，稳定客户可以向市场传递盈利较好的信号，也可以监督企业的信息披露行为，减少信息不对称，稳定企业股价、降低股价波动性。以2001—2019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分析稳定客户对股价波动性的影响。研究发现：（1）稳定客户与企业的股价波动性显著负相关；（2）客户与企业的关系越密切，稳定客户对企业股价波动性的降低效应越强；（3）企业面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越高，稳定客户对企业股价波动性的降低效应越强。研究丰富了客户供应商关系文献，也提示资本市场参与者更多关注供应链相关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