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摘要:我国正处于全面贯彻落实区域协同发展战略的关键阶段，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研发人员、研发资本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保障长三角区域创新绩效提升的重要战略资源。基于长三角、长江经济带面板数据，采用空间计量分析方法，分析长三角研发人员及资本流动的方向、结构特征和时空相关性以及研发人员及资本流动对区域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长三角地区研发人员流动主要通过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影响创新绩效；研发资本流动主要通过资源配置效应与资本流出的空间溢出效应影响创新绩效。在实证分析基础上，结合江苏省具体情况提出促进江苏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相关研发人才与资本引进策略设计等政策建议。

摘要:基于我国257个城市2008—2017年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国家审计“经济体检”各功能对相对贫困治理成效的影响，并进一步探究国家审计各功能的协同作用、公众参与对国家审计促进相对贫困治理的调节作用以及国家审计对地区相对贫困治理促进作用的异质性。研究发现：国家审计“治已病”“防未病”和“经济体检”综合功能的发挥能显著促进相对贫困治理成效，而“查病”功能则没有直接对地区相对贫困治理产生促进作用；“查病”功能能够与“治已病”“防未病”功能发挥协同效应，产生更为明显的相对贫困治理成效；公众参与程度的提高能强化国家审计对相对贫困治理的促进作用；国家审计对相对贫困治理的促进作用在财政依赖程度、公共服务缺口大小不同的地区存在异质性。

摘要:以审计署对央企实施的年度财务收支等情况的审计为事件，采用双重差分模型检验国家审计对国有企业杠杆操纵的影响,研究发现国家审计显著降低了国有企业杠杆操纵程度。进一步研究结果表明：第一，企业信息环境质量越好、公司治理及内部控制越完善，国家审计对杠杆操纵的影响越弱；企业所处地区审计处理处罚力度越大，国家审计对杠杆操纵的影响越强。第二，国家审计对杠杆操纵的抑制作用在杠杆操纵压力更大的样本中体现得更为明显。第三，国家审计对杠杆操纵的影响存在地区溢出效应，能够促进同地区未被审计的国有企业减少杠杆操纵。第四，国家审计促使国有企业减少杠杆操纵后，企业的银行贷款规模和债务违约风险均显著降低。

摘要:从高管团队内部治理角度出发，当非CEO高管相对于CEO具有较强的独立性时，可以对CEO的不当行为发挥“自下而上”的制约与平衡作用。基于会计信息外部监督者的视角，通过考察会计师事务所对客户非CEO高管独立性的反应，来揭示企业非CEO高管独立性的治理效应。研究发现：非CEO高管独立性越高，则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定价越低。机制检验表明，上述结果主要因企业财务报表错报风险和经营风险下降导致。此外，当非CEO高管约束能力更强时，非CEO高管独立性能够更加有效地发挥治理效应，进而降低事务所的审计定价；且这一关系在董事会监督效率较低、事务所类型为“非十大”的企业当中尤为明显。进一步研究表明，非CEO高管独立性提高了企业收到标准无保留意见的概率；而且即使审计定价降低，审计质量也并未下降。研究结论为明晰非CEO高管独立性的治理机制提供了重要依据，对于上市公司优化管理层结构以及事务所进行审计决策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摘要:审计监督是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财政审计能对政府财政收支的真实性、合法性和效益性进行有效监督。以省以下地方审计机关人财物管理改革这一试点政策为准自然实验，从地方政府财政治理视角出发，运用双重差分法分析提升地市级审计机关独立性对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审计机关人财物管理改革能够有效提高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效率，试点地区财政支出效率提高1.87个百分点。异质性分析结果发现，审计独立性的治理效应在财政透明度低、距离省会城市远和财政自主程度高的城市更大。通过进一步的机制分析，发现试点政策通过提高审计监督质量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两条路径提高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效率。研究表明提高地方审计机关独立性可以对地方政府财政支出产生积极的治理效应。

摘要:以2012—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供应商之间的博弈竞争能否对下游企业的创新活动产生影响。研究发现，供应商竞争促进了企业创新。作用机制分析结果表明，供应商竞争通过缓解企业的经营风险、融资约束以及提高供应商的创新溢出提升了企业创新水平。进一步针对供应商以及企业两个层面的异质性检验发现，当高技术背景的供应商越多、供应商稳定性越高、企业产品市场竞争力越强以及企业披露供应商权益保护信息时，供应商竞争对企业创新的正向推动作用越明显。研究结论丰富了供应链关系的研究视角，为企业完善供应商选择机制、制定差异化供应商战略和提高自身创新能力提供了经验证据。

摘要:现金作为最具流动性的资产，是企业流动性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企业最为重要的财务决策之一。近年来，我国环境规制不断加强，企业受到环保处罚的可能性提升。环保处罚是环境规制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当受到环保处罚时，企业需要及时做出反应，以确保正常经营和运转。以2010—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根据生态环境部的公示和公众环境研究中心的数据识别企业受到环保处罚的情况，结果表明当受到环保处罚时，企业的现金持有数量会显著增加。异质性分析发现，一般行业企业、国有企业、未进入国家重点监控企业名单的和位于环境规制更严格地区的企业，在受到环保处罚后持有的现金数量会显著增加。潜在机制分析发现，上市公司持有现金数量的显著增加主要源于公司面临的不确定性增大以及预防性动机引起的避险动机、声誉动机和资源动机，即公司为了规避由环保处罚带来的风险、获取相关资源和维持良好的声誉，进而增加了现金持有数量。

摘要: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2008—2020年数据，考察了产品市场竞争对超额商誉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产品市场竞争具有抑制超额商誉的效应，并能够降低后续商誉减值的可能性；作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产品市场竞争通过降低管理层代理成本、提高股票流动性抑制了超额商誉；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内外部环境对产品市场竞争与超额商誉之间的关系具有异质影响，在内控质量、独立董事比例高或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分析师关注度低时，产品市场竞争对超额商誉的抑制作用更加显著；经济后果分析发现，产品市场竞争对超额商誉的抑制具有缓解融资约束和提升企业价值的效应。

摘要:以A股国有上市企业为样本，考察非国有股东治理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非国有股东治理能够显著提升国有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这种影响在2013年底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强化之后更加明显，在地方国有企业和竞争性国有企业中更加突出。进一步研究发现，非国有股东治理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机制在于提高高管薪酬和降低代理成本，提高股权混合制衡度和超额委派董事均能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研究结论从企业风险承担的视角证实了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效果，为进一步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提供了经验证据和借鉴。

摘要:作为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制度安排，中央环保督察致力于强化地方政府部门权责与引导企业环境保护行为，选取2014—2020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作为研究样本，实证研究中央环保督察、地方政府竞争与企业环保投资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相较于其他类型企业，中央环保督察能够有效促进重污染企业环保投资，并且形成一定的持续机制，但其效果随着时间推进不断减弱。（2）当地方政府竞争程度较低时，中央环保督察的正面效应显著增强，能够有效提高企业环保投资水平。（3）非国有企业和高度行业竞争企业受中央环保督察的影响更大，中央环保督察的促进作用在“东—中—西”部地区表现出逐渐减弱的阶梯型转变。有鉴于此，提出建立环保督察长效机制、强化地方环境治理责任，规范地方政府竞争秩序、优化地方政府考核体系，增强环保督查结果运用、高效落实环境政策导向的建议，来推动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提高生态环境质量。

摘要: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从数字基础设施、数字经济普及程度、网络信息资源和数字经济环境与效果四个维度构建衡量数字经济发展的综合指标体系，采用时序全局主成分分析法对2006—2019年中国省际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测算，并运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和面板门槛模型等多种计量方法考察了数字经济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显著促进了中国绿色TFP的提升，从而从绿色生产率的视角验证了数字经济完全可以成为支撑新发展阶段下中国绿色TFP提升的新力量，这一研究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作用机制发现，数字经济可以通过激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和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等渠道来促进绿色TFP的提升；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知识产权保护强度较高的情况下，数字经济的绿色生产率增长效应更为突出；进一步研究发现，与东部地区相比，中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对绿色TFP具有更为明显的积极影响。这一研究不仅为评估数字经济的影响效果提供了实证依据，也为依托数字经济推动国内绿色转型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

摘要:高质量创新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石。聚焦于企业创新质量，从商誉减值信息披露视角出发，考察了创新质量的影响因素。以沪深A股2008—2018年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商誉减值对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结果发现，商誉减值对企业创新质量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且与高质量创新相比，商誉减值对企业低质量创新的负向影响效应更显著。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商誉减值通过影响企业盈余管理倾向、信息披露质量和风险承担水平降低了企业创新质量。进一步地，企业信息披露质量的改进、业绩补偿承诺的签订加剧了商誉减值与企业创新质量的负相关关系，并且在非国有企业、管制性行业企业及外部制度环境较差的企业中，商誉减值对企业创新质量的负向影响更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