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摘要:国家审计的经济秩序治理功能在助力经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和提升区域创新效率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以2006—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基于简单中介效应模型和多重中介效应模型的联合检验方法，研究了国家审计对区域创新效率的影响以及经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在其中发挥的中介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国家审计综合效能显著促进了区域创新效率的提高，经济内循环和外循环发挥了双重中介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国家审计通过助力形成新发展格局来促进区域创新效率的过程中，应当格外注意政府债务风险和区域数字化建设差异的影响。

摘要:如何防范化解债务风险是国有企业管理中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以2012—2018年中央企业控股的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了在去杠杆政策实施过程中政府审计对国有企业杠杆操纵的影响。研究发现，国有企业在2016年以后的杠杆操纵行为显著增多，而政府审计的介入能够有效抑制国有企业的杠杆操纵行为。机制检验发现，约束机会主义行为和缓解信息不对称是政府审计治理国有企业杠杆操纵的两个路径。进一步讨论分析发现，政府审计与注册会计师审计、非国有股东监督、分析师监督、媒体监督的良性互动增强了对国有企业杠杆操纵的“监督合力”。

摘要:“存贷双高”现象在我国由来已久，从审计师出具审计意见角度出发，研究其如何看待企业的“存贷双高”现象。研究发现，“存贷双高”型企业因更高的审计风险增加了审计师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概率。该结果主要体现在未来偿还资金难度较大和关联方交易较多的企业中。缓解机制结果显示，较高的公司治理水平可以缓解“存贷双高”型企业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概率。该研究结论对审计师理解企业“存贷双高”现象并采取合理的应对策略以警示投资者具有参考价值。

摘要:审计独立是国家审计发挥预防、揭示、抵御等“免疫系统”功能的必要条件，国家审计是推动地方财政信息公开，实现地方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路径。构建一个审计部门与地方政府的Stackelberg博弈模型分析审计独立对地方政府财政信息公开行为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利用审计机关人财物省级统管“准自然实验”和2013—2020年295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审计独立显著提升了地方财政透明度；对于市场化程度高、自然资源依赖程度低和财政自主度高的城市，审计独立对财政透明度的改善效应更显著；审计独立推动地方财政信息公开主要通过威慑效应体现。进一步分析还表明，审计独立在提升财政透明度方面还存在地区间横向收敛效应和审计监督与社会监督协同效应。研究为我国推进审计管理体制改革提高国家审计独立性提供证据支撑，为推动地方财政信息公开提供了新的改革着力点。

摘要:基于2011—2020年中国上市企业数据和城市层面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考察了数字金融对企业现金持有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显著增加了区域内企业的现金持有，且数字金融分指标中除了覆盖广度和数字化程度外，二级指标中的数字支付和互联网信贷业务均会显著增加企业现金持有。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金融通过提高经营活动现金流、抑制企业杠杆率和降低债务融资等机制增加了企业现金持有。此外，对于规模较小、民营和弱银企关系的企业而言，数字金融对企业现金持有的影响更显著。研究结论丰富了数字金融发展的经济后果，也拓展了现金持有理论的分析框架。

摘要:以2012—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以商誉的准则规定为基础，从管理层代理冲突与内外薪酬差距角度研究商誉的形成机制、影响因素及经济后果。实证结果表明，管理层代理冲突越严重，企业通过并购形成的商誉规模越大。提高内部薪酬差距可以弱化代理冲突与并购商誉规模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发挥治理作用；而对于外部薪酬差距，正向差距不会产生明显影响，负向差距越大越会加剧代理冲突与商誉规模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代理冲突越严重的公司，其商誉越有可能在后续出现大额减值现象，并对公司绩效产生负面影响。研究结论有助于进一步从代理冲突及管理层薪酬结构的视角客观认识商誉在形成过程中受到的影响，帮助企业从优化内外薪酬差距的角度来约束商誉中非合理部分的形成，降低企业风险。

摘要:基于2009—2021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前五大客户与供应商的信息数据，探究大客户兼是主要供应商这一特殊情形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大客户兼供应商的存在会加剧企业融资约束，且这一效应对于非国有控股和非制造业企业以及当该类客户销售占比低于采购占比和与企业位于同一行业时更为显著。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关联交易是大客户兼供应商加剧企业融资约束的作用渠道，而非财务造假行为和真实经营模式带来的弱势市场地位和高经营效率，表明大客户兼主要供应商在我国情境下是一种供应链风险信号，其背后往往隐藏着关联交易，这不仅拓展了学术界和实务界对企业大客户与供应商的认知，也从供应链视角为我国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提供了新的解释。

摘要:财务风险的集聚和传染是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潜藏路径，如何在供应链条上识别和防控财务风险的传染对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危机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10—2020年A股上市公司构建的“客户-供应商-年度”样本，深入考察核心客户财务风险对供应商的传染效应以及供应商采取的应对策略。研究结果表明：（1）核心客户的财务风险会传染到其供应商企业，供应商采取公司治理提升策略和信息披露质量改善策略能有效应对风险传染。（2）财务风险传染机制识别发现，利益联动效应和资源联动效应是核心客户财务风险传染到供应商的可能路径。（3）异质性分析发现，当行业环境动态性越高和供应链经营波动性越强时，核心客户财务风险对供应商企业的传染效应越显著，而供应商通过公司治理提升策略和信息质量改善策略对核心客户财务风险传染的应对效果更为显著。

摘要:基于2005—2019年中国30个省市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营商环境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营商环境与城乡收入差距存在U型关系，整体上营商环境改善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从区域异质性方面研究看，东中西部地区营商环境与城乡收入差距依然存在U型关系；从营商环境分类指标看，市场环境、政务环境、国际环境和城乡收入差距关系与整体一致，法治环境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并不显著。此外，就业结构与创业能够负向调节营商环境对城乡收入差距的U型关系，延缓U型曲线拐点的出现。

摘要: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金融活动普查数据库，构建了银行业和制造业协同集聚指数，研究了银行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制造业企业新产品创新的影响效果，并对其中的影响机制进行了深入探究。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银行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水平的提升有效地促进了制造业企业的创新行为；进一步研究发现，协同集聚水平的提升主要通过改善企业融资约束的水平和长期债务融资的获得，从而促进企业的创新。协同集聚对不同类型的企业创新具有异质性影响，其作用会因企业规模、所有制以及所在地区等因素存在差异。通过采用不同方法及样本的检验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研究结论为优化产业集聚演进、推动创新驱动战略的实施提供了新的依据。

摘要:基于将所有金融科技活动全面纳入金融监管中来的思路，以商业银行金融科技为切入点，分析了“审慎监管与行为监管”的监管框架助力商业银行金融科技的内在机理，为“审慎监管与行为监管”在商业银行金融科技中的有效性提供经验证据。研究表明：宏观审慎政策能够有效降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而更具统一性和标准性的微观审慎监管则在盈利端发挥更强的促进作用，但其中杠杆率存在门槛效应；“审慎监管与行为监管”在提高盈利方面的作用，与降低风险方面的作用相比相形见绌。因此，我国应进一步深化“审慎监管与行为监管”在金融科技发展中起重要作用的认知，稳步实现将金融科技活动纳入监管、有效统筹好“审慎监管与行为监管”助力商业银行金融科技的职能，充分发挥两者的互补性，并在金融监管与金融科技创新博弈过程中，及时准确地根据商业银行创新行为适时灵活调整杠杆率，充分发挥杠杆监管的作用，为监管提质增效。

摘要:以我国A股上市区公司微观与30省区市的宏观进行匹配得到的面板数据为样本，通过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面板联立方程模型，就财政双向失衡对企业避税的影响路径进行实证。研究表明：我国同时存在较高的双向失衡，财政纵向失衡促进企业避税，财政横向失衡抑制企业避税。从传导路径来看，财政纵向失衡通过降低地方税收征管和政府补助强度促进企业避税，财政横向失衡通过提高地方税收征管和政府补助积极性抑制企业避税；从地区分化来看，东部地区与全样本结论一致，但在非东部地区，财政纵向失衡、横向失衡与企业避税均负相关，这主要是因为中西部地区企业减少避税能换来更多的政府补助；从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分化来看，财政纵向失衡与横向失衡对企业避税的影响均在债务规模低的地区成立；从企业自身现金流分化来看，纵向失衡与企业避税的促进关系在现金流低组中成立，而横向失衡与企业避税的抑制关系在现金流高组中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