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摘要:2018年中央和地方党委审计委员会陆续成立和运行，旨在更好发挥审计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中的重要作用。从预算执行监督角度出发，考察省级党委审计委员会成立运行前后省级预算执行结果的变化。以支出预算偏离作为预算执行结果的代理变量进行检验发现,党委审计委员会成立运行后，省级支出预算偏离显著减少；所在省份财政透明度越高，省级支出预算偏离在党委审计委员会成立运行后减少得越多。作用机制检验发现，党委审计委员会的成立运行通过强化地方政府领导对经济监督的参与程度以及提高地方审计的权威性和独立性实现了支出预算管理效率的提升，从而减少了支出预算偏离。利用各省预算执行审计报告进一步研究发现，党委审计委员会成立运行后，支出偏离越多的省份，越容易被审计出更多问题。研究结论为党委审计委员会在预算管理中的治理作用提供了经验证据，有助于深化对审计管理体制改革的理解，对审计助推国家治理现代化有一定启示作用。

摘要: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不断深入推进，劳动力要素的改革受到广泛关注，如何有效提升企业劳动投资效率尤为重要。以2008—2018年央企及其下属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国家审计对企业劳动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国家审计能够显著提升央企控股上市公司的劳动投资效率；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国家审计可以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和缓解代理问题，进而促进企业劳动投资效率的提高；异质性分析结果发现，国家审计在内部控制质量较高、社会审计质量较好以及处于产品市场竞争程度较高行业的企业中所发挥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表明国家审计与企业内外部的各项治理机制能够很好地产生协同治理效应。

摘要:基于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建设科技强国的现实要求，我国各地区创新投入水平不断提高，但仍存在区域差异。采用2011—2019年我国30个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构建空间计量模型检验国家审计对区域创新投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国家审计能够显著提升区域创新投入水平，且这种影响存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双重滞后性，即国家审计不仅会促进本地区创新投入水平的提升，而且在不同地区之间存在空间溢出效应，这种影响还会持续到下一年。进一步研究发现，相较于抵御功能和预防功能，国家审计的揭示功能够显著提升区域创新投入水平；国家审计对创新投入的提升作用在中东部地区更为显著；国家审计对区域创新产出也存在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论对充分发挥国家审计监督职能、助推区域创新协同发展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摘要:数字化转型往往难以一蹴而就，部分企业可能采取数字化粉饰策略以实现低成本的声誉建构和形象管理。基于2008—2021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企业数字化转型中的粉饰策略对审计师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粉饰策略与高质量审计师选择呈显著负向关系，且这一影响具有长期效应；机制检验表明，在选聘审计师时通过向下匹配机制从而获得审计意见的正向偏离，是在数字化转型中采取粉饰策略的公司倾向于聘用小规模会计师事务所的重要动机；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化粉饰策略对审计师选择的影响，在内部控制水平较低、行业竞争程度更高以及所在地被列入“智慧城市”试点的企业中体现得更加明显。

摘要:作为对国有企业高管实行“终身追责”的重要制度安排，违规经营投资责任追究制度有助于强化管理者的合规经营意识和风险意识，促进企业完善治理结构。该制度的实施将如何影响审计师的风险感知，进而影响审计收费？研究发现，违规经营投资责任追究制度显著降低了国有企业审计收费。作用机制检验表明，违规经营投资责任追究制度通过降低审计的固有风险与控制风险，提高审计效率，影响审计收费。异质性检验证实，违规经营投资责任追究制度对审计收费的抑制作用还受到管理者自身特征、外部监督机制、会计师事务所规模、问责压力与问责标准的影响。研究结论为违规经营投资责任追究制度的有效性提供了来自审计视角的经验支持，为完善国有企业监督问责制度建设、助力企业降本增效提供了政策参考。

摘要:资本市场的价格形成机制有效汇集了投资者的私有信息。公司管理层可以从股价中获得其原先未掌握的信息并用以指导投资决策，导致企业投资支出对股价做出反应。资本市场中的信息流向企业内部并指导企业决策，体现了资本市场的信息反馈功能。从“资本市场→上市公司”这一信息反馈视角，围绕信源、信道及信宿，研究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如何影响投资-股价敏感性。基于2017—2022年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使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研究发现关键审计事项披露越充分,投资-股价敏感性越高，表明关键审计事项披露有助于促进管理层从股价中汲取信息。机制分析表明，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可以提高投资者的信息收集效率，帮助分析师进行信息解读，缓解管理层的代理问题，进而提高投资-股价敏感性。研究结果从资本市场信息反馈视角丰富了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经济后果，也为进一步完善资本市场功能、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提供了一定参考。

摘要:近年来，越来越多上市公司在推出的同一期股权激励计划中同时包含两种以上股权激励模式。以2006—2020年实施股权激励模式组合计划的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研究管理层风险偏好异质性对上市公司股权激励模式组合选择行为的影响，并探究股权结构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管理层风险偏好异质性越大，公司越有可能选择股权激励模式组合，以匹配管理层异质性的风险偏好，从而实现管理层风险承担总水平最优；股权结构对管理层风险偏好异质性与股权激励模式组合选择之间关系具有显著的调节效应，国有控股和股权集中度增大能够弱化管理层风险偏好异质性对股权激励模式组合选择的正向影响；股权激励模式组合能够匹配管理层风险偏好异质性，使得管理层风险承担总水平实现最优，进而提升公司价值。

摘要:债务期限短期化是我国企业普遍面临的现实问题，由此引发的短贷长投行为是现阶段各类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根源。利用2009—2021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探究供应链透明度影响企业短贷长投的效应与机制。结果表明，供应链透明度提升能有效缓解企业短贷长投问题，其影响主要体现在信息不对称程度高、实体投资需求大的企业中，且客户透明度比供应商透明度的效果更显著。机制分析结果显示，企业短贷长投减少的逻辑在供需两端，供应链透明度提升一方面有助于改善银企信息不对称，提高企业长期贷款可得性；另一方面强化了供应商/客户参与监督和治理的动力，抑制企业过度投资行为。进一步研究发现，短贷长投加剧了企业股价崩盘风险，该风险会向上游供应商扩散，供应链透明度能削弱企业短贷长投对股价崩盘风险的负面影响。研究结论有助于深化对供应链信息披露经济后果的认识，为纾解企业短贷长投困境提供了新思路，对完善企业供应链信息披露的监管政策具有启示意义。

摘要:企业的数字化披露是利益相关者了解其数字化行动的主要途径，然而，在缺乏披露标准和有效监督的情况下，企业有机会通过夸大数字化程度来迎合资本市场偏好。鉴于此，选取2008—2021年A股上市公司样本，研究共同机构所有权对数字化过度披露的影响。研究发现：共同机构所有权能有效抑制企业“言过其实”的数字化披露行为；机制检验表明，共同机构所有权可发挥竞争缓解效应及协同治理效应，从而减少企业对数字化的过度披露；异质性分析表明，只有长期共同机构持股才能够抑制数字化的过度披露，且共同机构所有权仅对所在地市场化程度较低、税负和财务负担较小企业的数字化过度披露行为产生抑制作用。结论丰富了数字化和企业信息操纵领域的研究，并为当前如何看待共同机构持股行为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

摘要:数字普惠金融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全面推进创业活动繁荣发展的重要“利器”。基于2014—2021年全国1681个县域面板数据，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县域创业活动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县域创业活动存在显著的促进效应。机制检验表明，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完善通信基础设施、优化产业结构以及提升创新水平三种渠道影响县域创业活动。异质性检验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小微型和第二、三产业属性创业活动的促进效应更强，对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创业活动的金融支撑效应强于东部地区。空间溢出效应检验表明，本县域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也能促进毗邻县域创业活动的发生。研究结论为强化数字普惠金融推动中国式创业活动繁荣发展提供了借鉴作用。

摘要:研发投资是企业的重大决策之一，董事会结构对研发决策过程和结果有重要影响。以2007—2019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研发支出粘性刻画研发持续性，从董事会断裂带这一结构特征探索影响企业研发持续性的组织因素。研究发现，董事会断裂带的存在降低了企业研发投入的持续性，即提高董事会团队的同质性有助于提升研发投入持续性。机制检验表明，董事会断裂带通过影响董事会的监督效能、目标决策导向与风险偏好三条路径影响研发持续性。异质性分析发现，董事会断裂带的深层特征会加剧其对研发持续性的抑制作用，而企业购买董事高管责任险能够缓解董事会断裂带对研发持续性的负向影响。区分研发支出变动类型后发现，董事会断裂带主要抑制“升多-降少”型研发支出粘性。研究结论为董事会结构的决策效应研究提供了新的证据，拓展了研发支出粘性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也为我国企业加强董事会建设以提升研发连续性提供了理论指导与政策启示。

摘要:基于沪深A股上市公司2017—2022年数据，借助深度学习和大数据分析技术综合描述多主体外部监管大数据，验证外部监管合力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驱动作用及具体驱动路径。研究发现，外部监管合力具有“信息效应”和“治理效应”，通过提高会计信息披露质量、降低双重代理成本、提升技术创新水平、优化资本配置效率，进而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助力企业打造新质生产力。进一步研究发现，由于企业成长性和外部制度环境不同，外部监管合力的监管驱动效应存在差异。研究丰富了多主体外部监管合力共促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分析，为进一步推进企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提供了政策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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