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摘要:我国内部审计经过40多年的建设和发展，已成为党和国家重要的审计监督力量。但是，我国内部审计高质量发展还面临现实的挑战，存在内部审计工作未能完全落到实处、内部审计的职能作用未能有效拓展、内部审计在审计监督体系中的作用难于充分发挥、内部审计技术相对落后、内部审计人员素质有待提高、内部审计学自主知识体系尚未有效建立等问题。面对挑战，应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精神，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重要论述为指引，进一步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内部审计制度的完善和发展；应采取加强党全面领导内部审计工作、实施重大决策部署的跟踪审计、发挥内部审计的协同作用、应用数智化审计技术、做实做好内部审计整改、建设高素质的内部审计人才队伍、建构内部审计学自主知识体系等措施。

摘要:审计机关内部组织结构是审计工作效率效果的基础，也决定审计目标的实现程度。以省级审计机关为研究对象，分析其内部组织结构的基本特征及其变迁的理论逻辑。基于核心知识需求，按审计客体设置审计业务部门，要求审计全流程的各项职能都应该由审计业务部门来履行。但是，基于审计风险防范和审计效率提升的目的，实际上对某些审计职能进行了横向分割，将这些审计职能的履行从审计业务部门分离出来，设立专门的审计职能部门，其余的审计职能由审计业务部门来履行。

摘要:中美跨境会计审计监管冲突能否实质性解决，不仅关乎中概股企业长远健康发展，还对我国资本市场发展以及全球资本市场进一步融合具有重要影响。遵循“两次危机—深层逻辑—调和路径”这一逻辑主线，探讨中美跨境会计审计冲突问题的深层根源与监管应对。两次中概股危机经历了从“监管规制差异”到“监管冲突政治化”的演化，折射出中美跨境会计审计监管冲突的深层逻辑在于国家主权、数据安全、监管模式与跨境执法权限方面的分歧，据此从监管制度完善和跨境监管合作两个方面给出调和路径：一是对内“提升”，完善中概股监管模式、强化跨境敏感信息保护与治理、扩大中国证券监管机构执法权限；二是对外“合作”，强化对证券发行人和会计师事务所的跨境监管合作及跨境会计审计司法合作与互助。研究结果可以为实质性推动中美会计审计监管冲突的解决提供重要资鉴。

摘要:以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签字注册会计师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出具对签字注册会计师声誉的影响。以收到标准无保留意见客户的数量增长率和审计费用增长率作为声誉的代理变量，研究发现：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能够提升签字注册会计师的声誉，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当非标准意见是向规模更大的客户出具或由复核合伙人审计师出具时，其对签字注册会计师声誉的提高作用更为显著。异质性检验表明当非标准意见是向民营企业和重要客户或由非四大审计师出具时,这种影响更为显著。研究还发现，出具非标准意见对声誉的影响在未来两年中持续存在。此外，出具非标准意见后，审计师客户组合中未被出具非标准意见的客户的盈余管理程度有所降低。研究结论丰富和发展了审计师个体审计质量与声誉关联性的文献。

摘要:数字并购作为数字技术和数据资源获取的重要途径，具有数字革新价值与相应风险，并由此对审计工作产生影响。选取2009—2022年中国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并购事件为样本，以审计费用为切入点，实证检验企业数字并购如何影响审计工作与定价决策。研究发现，被审计单位数字并购显著提升审计费用，在考虑内生性与稳健性问题后依然显著。机制检验发现，数字并购行为会显著增加被审计单位的固有风险和控制风险，审计师会相应增加审计投入，从而影响审计定价决策。异质性检验发现,当被审计单位为数字经济企业、高管团队具有数字背景、聘请国际“四大”事务所审计以及审计师行业专长较高时，数字并购对审计费用的正向影响不显著。研究从审计费用视角探讨了企业数字发展的“另一面”，完善了数字并购的风险与成本研究，丰富了现时审计体系在数字情境下的革新性研究。

摘要:未来产业不仅是新质生产力的应用场景和重要载体，也是其深化与实践的平台。通过构建企业未来产业布局指标，以2020—2022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企业未来产业布局对审计定价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未来产业布局会显著提高审计定价。机制探索发现，未来产业布局通过审计固有风险、控制风险和审计师努力三条路径影响审计定价。进一步研究发现，未来产业布局与审计定价的关系存在显著的异质性。产学研合作企业、拥有学术背景的高管团队、大规模事务所以及审计师的行业专长可以弱化未来产业布局对审计定价的正向影响。此外，对未来产业布局较多的企业，审计师也会增加披露与风险匹配的未来产业相关关键审计事项。研究结论为审计师根据客户未来产业布局及审计供需双方的特点合理确定审计定价及关键审计事项报告提供了有益借鉴。

摘要:选取2008—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剖析分类改革政策对商业类国有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效果及作用机制，并进一步基于外部环境与企业属性的差异性进行验证。研究结果表明：分类改革政策显著提高了商业类国有企业的经营绩效；分类改革政策通过缓解政策性负担、降低委托代理成本、提升混合所有制程度等提升了商业类国有企业的经营绩效；从外部环境来看，相较于内陆地区，分类改革对沿海地区商业类国企经营绩效的提升作用更大；从企业属性来看，相较于特定功能类国企和地方国企，分类改革对商业竞争类国企和中央国企经营绩效的提升作用更大。

摘要:以2011—2022年沪深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从资金占用和关联交易两个角度实证检验ESG评级对大股东掏空行为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ESG评级能够显著抑制大股东掏空行为。机制检验结果表明，ESG评级不仅可以通过提升信息透明度（激励内部信息披露和吸引分析师关注）、强化中小股东退出威胁等渠道抑制大股东掏空行为，还能够通过提高内部控制质量来抑制资金占用类掏空行为。异质性分析发现，在高质量法律环境和高股权制衡的情况下，ESG评级对大股东掏空行为的抑制作用更加显著；在国有企业中，ESG评级能够更加显著地抑制大股东通过关联交易掏空公司的行为。研究结论为加强股东治理、保护投资者提供了经验证据，对企业ESG实践和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摘要:以降低账面杠杆率为表现的杠杆操纵不仅加剧了企业财务风险，还助长了系统性金融风险。以2018年国地税合并作为准自然实验，构造双重差分模型系统考察这一重要税制改革对企业杠杆操纵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国地税合并显著抑制了企业杠杆操纵，同时抑制了表外负债和名股实债这两种主要的杠杆操纵方式，降低债务融资成本与增加商业信用获取是两个可能的影响机制。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国地税合并对企业杠杆操纵的抑制作用在银企关联程度低、规模小、税收征管强度高的样本企业中更为显著。研究结论为遏制企业杠杆操纵提供了基于税制改革层面的新治理思路，也对全面评估税制改革经济后果并有效深化税制改革具有有益的启发。

摘要:社会保障体系是人民生活的安全网和社会运行的稳定器。作为社保征管体制的重要改革，社保入税影响企业的投资决策行为。以社保入税为制度改革背景，首次考察社保入税后社保费征管效率提升对企业“脱实向虚”的影响。研究发现，社保入税的实施显著抑制了企业“脱实向虚”。机制检验结果表明，社保入税通过保险效应、征管效应和治理效应三个渠道抑制企业“脱实向虚”。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社保入税发挥的抑制作用在政府干预度高的地区、民营性质、劳动密集型、税收征管强度大的地区、内部控制水平以及分析师关注度低的企业中更为显著。进一步分析显示，社保入税通过抑制企业“脱实向虚”能够提升实业投资水平和企业绩效。研究结论为抑制企业“脱实向虚”和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治理策略提供了新视角，也为完善社保费征管体制改革提供了经验证据。

摘要: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产融结合退出成为资本市场中的新现象。基于2011—2022年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产融结合退出对数字化转型的影响以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产融结合退出可以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机制分析发现，产融结合退出通过提升公司治理水平、抑制管理层短视、降低财务风险来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异质性分析发现，在大规模和国有、高科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高以及技术市场水平高的企业中，产融结合退出对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更显著。研究结论为防范化解企业经营风险提供一定参考，并对企业实现转型升级、达到高质量发展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摘要:建设数字政府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基于大数据治理机构改革的准自然实验，以2015—2022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为样本，构建交错式DID模型实证检验政府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政府数字化转型显著促进了企业创新，具体表现在企业的研发投入及专利产出的全面提升。影响机制分析发现，政府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和数字金融发展等路径助力企业创新。进一步分析发现，政府数字化转型促进了企业探索式创新，提升了专利质量。异质性分析发现，政府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效应在高新技术企业、区域数字化基础设施完善程度低的样本中更加显著。研究结论有助于从企业创新的视角进一步厘清政府数字化转型产生的微观经济效果，对完善大数据时代下创新激励与监管政策、助推创新型国家战略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