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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构建中国审计学自主知识体系，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回答审计领域“中国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世界之问”的必然要求。中国审计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遵循，坚持党对审计工作的全面领导，锚定“中国自主与中国特色、体系完整与逻辑自洽、源自实践与服务实践、自信开放与引领国际”发展目标，以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为归依形成中国自主的审计概念体系和基本理论,以研究型审计为核心方法论形成顶天立地的中国自主审计模型,以数智技术为主要工具形成守正创新的中国自主审计模式,以中国政治经济学和中国管理学为研究范式提升中国审计国际影响力。中国审计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基本内核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核心内容是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审计领域具体运用与生动实践的体系化研究和学理化阐释，就其构建路径而言，要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重要论述为根本指引，从审计基本理论、国家审计、内部审计、社会审计和国际审计等核心领域入手，进行重点突破和系统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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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审计制度建设和审计理论研究亟须重视法治思维的引入和运用，尤其是在国家审计领域。新时代背景下，审计法治思维具有更为丰富的内涵特征，可以从国家审计的政治逻辑、文化意义和改革范式三个方面加以理解和把握。作为审计法治思维的重要方面，“法治改革观”要求妥善处理审计改革与审计法治之关系，将重要的审计改革事项纳入法治轨道。根据这一要求，数字化时代“算法审计”“数据安全审计”的兴起和数字化审计新模式的形成，应当得到审计法治的充分回应；审计管理体制改革的地方试点应当通过全国人大的授权机制获得更多的合法性支撑，以规避改革的失范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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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我国独特的审计调整数据，研究了审计师第二类重述错误经历（审计师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财务报表后续被重述）对审计调整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相较于未经历过第二类重述错误的审计师，经历过此类错误的审计师在后续的审计中进行审计调整的可能性更高。机制检验发现，当审计师经历第二类重述错误时的审计客户重要性越高、客户流失越多、具有行业专长以及存在同行业知识迁移时，审计师的第二类重述错误经历对审计调整影响越显著，表明此类错误经历可以通过声誉效应与学习效应两个渠道影响审计调整。进一步研究发现，经历过第二类重述错误的审计师比其他审计师进行更大的负向与正向审计调整幅度，并且审计质量更高；当审计师多次经历此类错误时，其进行审计调整的可能性更大；当客户对于高质量审计的需求较弱时，结论仍然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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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2014—2020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为样本，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债务对共同富裕具有复杂影响。具体而言，地方政府债务对共同富裕的总体水平和发展性维度具有显著负向影响，而对共同富裕共享性维度和可持续性维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政府审计效能可以有效缓解地方政府债务对共同富裕发展性维度的负向影响，有效增强地方政府债务对共同富裕共享性和可持续性维度的正向影响。机制分析表明，地方政府债务可以通过降低区域创新水平、增加省份资本存量以及提升市场化水平影响共同富裕进程。异质性检验发现，地方政府债务对共同富裕的作用在低数字经济水平和内陆省份样本中更加显著。研究结论可为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推进共同富裕目标实现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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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特殊的向下盈余管理行为，“洗大澡”会误导会计信息使用者。那么，审计师如何看待客户的“洗大澡”行为？利用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2007—2022年数据，考察“洗大澡”对审计定价的影响，结果发现，公司“洗大澡”行为与审计费用呈显著正向关系。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公司“洗大澡”会提高客户的财务报表重大错报风险、经营风险、监管风险及审计延迟，从而促使审计师增加审计投入及/或收取风险溢价。异质性分析发现，当企业产权性质为非国有、会计师事务所为“四大”、地区法治环境较好以及同行业企业发生投服中心集体诉讼时，“洗大澡”对审计费用的正向影响更为显著。这一研究有助于了解审计师对上市公司“洗大澡”行为相关风险的感知和应对，并可以为监管部门加强对上市公司“洗大澡”现象的监管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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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碳”目标背景下，企业“漂绿”行为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利用2013—2020年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对企业“漂绿”行为的影响和作用机理。研究发现，关键审计事项披露能够显著抑制企业“漂绿”行为，提升绿色创新效率水平；机制分析发现，关键审计事项披露主要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并获取市场信任,同时驱动企业落实社会责任发挥效应；异质性分析表明，所处地区环境规制强度较低、关键审计事项语调消极、数字化程度较高以及风险承担水平较低的企业能够强化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政策效应。结论丰富了企业“漂绿”的相关研究，同时拓展性研究了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环境治理政策效果，为抑制“漂绿”行为、实现平稳高效的绿色转型提供了政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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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2014—2022年业绩承诺实现情况与交易所问询相匹配的数据，探究交易所问询对并购业绩承诺的监管效果，发现交易所针对并购业绩承诺的问询虽然暂未实现有效监管，但针对前期业绩承诺事件的问询能对本次业绩承诺产生跨期风险警示作用。进一步地，外部市场能够接收到交易所问询函的风险警示信号，前期业绩承诺被问询的次数越多，外部市场对本次并购事件首次公告的反应越消极。此外，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的引入、高声誉财务顾问的聘用和监管政策的强化能够与交易所问询函形成合力，从而实现对业绩承诺的有效监管，表现为提升本次业绩承诺完成率和降低本次业绩承诺期后变脸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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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2015—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ESG评级分歧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ESG评级分歧能够显著降低公司未来的股价崩盘风险，支持ESG分歧的“信息效应”而非“噪音效应”。机制检验发现，公司信息透明度越低，ESG评级分歧的“信息效应”越强，表明ESG评级分歧通过传递多维度信息降低了股价崩盘风险；ESG评级分歧能够激发投资者的主观能动性，投资者会主动进行信息搜寻，对上市公司的检索量和网络互动平台的提问量均显著增加。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ESG评级分歧的“信息效应”具有边界条件，只有当投资者的信息能力较强时，ESG评级分歧才能有效降低股价崩盘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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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不断推进、国际经济环境复杂性凸显的背景下，全球经济金融冲击对我国行业发展的影响不容忽视。基于此，以中国10个行业为研究对象，采用混频波动率GARCH MIDAS模型，从样本内拟合与样本外预测两方面，实证考察全球金融周期、全球经济条件对中国行业波动的驱动作用。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全球金融周期而非全球经济条件是中国行业长期波动的驱动因素，此结论在绝大多数行业中都成立；第二，全球金融周期上行将推升中国行业波动风险，且纳入全球金融周期指数的模型在样本内拟合与样本外预测中均表现最优；第三，金融、医疗保健和公用事业受全球金融周期的影响最大，超过三分之一行业长期波动可以由全球金融周期解释。研究结论为我国有效防范外部风险、维持行业稳定发展提供政策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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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界定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是确保公共产品高效供给的基础与支撑。基于我国当前事权与支出责任改革的政策背景，利用2015—2022年全国地级市数据，采用强度差分模型，分析财政资金直达机制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影响。结果表明，在事权与支出责任改革的背景下，将财政资金纳入直达机制能够显著推动地级市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提升。具体来说，中央在基本公共服务领域中共同财政事权支出责任的承担比重越高，在政策实施后纳入直达机制的资金越多，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刺激作用越大。从地区的角度看，财政资金直达机制对经济发展水平低、财政自给度相对较弱以及行政级别较低地区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提升作用更为显著。进一步的渠道分析验证了财政资金直达机制可以通过强化监督、增加财政透明度的路径促进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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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提升作用对助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从创新效应、内部控制效应和出口扩张效应视角全面解析了资本市场开放影响企业产能利用率的理论机制。选取2010—2021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运用“沪深港通”交易制度实施这一外生事件来构建准自然实验，实证考察了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及其机理。研究结果表明，“沪深港通”交易制度实施显著提升了企业产能利用率水平，且该作用主要通过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强化内部控制和推动出口扩张三条渠道来实现。异质性分析显示，“沪深港通”交易制度实施对非国有企业、东部地区企业、高客户波动度企业以及低污染企业产能利用率的提升效果更为强烈。进一步地，资本市场开放引致的产能利用率提升效应有利于提高企业盈利能力、降低企业财务风险。研究结论为稳步推进资本市场高水平对外开放以助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了重要政策启示。